《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京、津、冀、苏等地调研了解到，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经济发展动力进入深刻调整期，各地倾斜资源努力培育创新型经济，创新环境明显改善。然而，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所必须的“团队、技术、资金、政策、市场”等要素，依然存在不匹配现象，其深层次矛盾有待破解。
政策引导：重审批轻服务，优惠政策操作难
记者采访四个省市的60多家科技型企业，听不少企业反映，当前对企业科技创新的优惠政策存在三种现象：一是“毛面玻璃”现象，看得到、够不到；二是“最后一公里”现象，优惠政策操作难，有许多企业对于本行业的优惠政策几乎不了解；三是冷热不均，大企业频受照顾，小企业难享阳光。
一些企业反映，科技、产业、金融等部门出台的服务科技型企业的政策很多，但是能够“直达”企业的服务不多。许多企业对于本行业的优惠政策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从什么渠道了解。还有的优惠政策操作性不强。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办公室副主任颜振军表示，国家有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150%的政策，但企业实际申请中不知如何操作，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
有的企业反映，硅谷的公司没有哪家是靠两三个人做大的，都是靠并购重组，包括苹果公司也如此，因此国外鼓励科技小企业并购。而我国的税收政策不利于并购，只要涉及资产增值，先交所得税，这严重阻碍了高科技公司做大做强。
“重审批、轻服务也是政策执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董事长王德禄介绍，10多年前互联网刚刚起步时，没有部门管，而现在，企业要办一家网站，要经过10几个部门审批。一些企业反映，有的政府部门认为出了政策就是出了政绩，再没有动力出实施细则。而各个部门之间有“泾渭分明”的部门利益，互相争利益，难以形成合力。不少创新政策受行政体制限制存在突破难，部门权力分割现象突出，一些部门受制于管理体制掣肘难以创新，缺乏总牵头人，难以形成合力。
企业还反映，尤其涉及到资金的政策，容易出现寻租、商业贿赂问题，让一些没有人脉关系的企业看得见、够不到。
资金支持：创业成本畸高，资金渠道不畅
不少企业人士反映，科技型企业创办成本近年来增长很快，创业门槛不断提高。而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天使基金、风险投资、金融信贷、社会资本等与创新企业的需求“对接不畅”，成为影响创新创业的突出瓶颈。
保定高新区管委会原主任、“中国电谷网”负责人马学禄说，上世纪90年代创业，只要方向对、思路对，有技术、有一定管理能力，有5万元就可以跟着行业成长起来；2000年，有几十万、百八十万也能干成相当规模；现在，没有500万至1000万，基本什么事都做不了。资本已经发展到高度垄断阶段，创业难度非常大。
在资金成本方面，大企业资金成本低、中小科技企业成本最高。据知名财经专家叶檀介绍，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扶持大型企业。比如光伏领域，根据已披露的企业年报，江西赛维2011年末负债高达60亿美元，负债率为87.7%；天合光能负债总额17.3亿美元，负债率60%；英利新能源负债总额为32.4亿美元，负债率74.3%。尚德的银行贷款从2005年末的0.56亿美元攀升至2011年底的17亿美元，不到7年暴增近30倍。而国有银行为这些光伏企业提供大额贷款的现象比比皆是。与大企业相比，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高、缺乏抵押物的特点，与银行稳健经营的要求形成“天然对立”，导致资金“价格”高、时间成本也高。
中关村、江苏省科技厅等反应，科技型企业在种子期最需要资金支持，但国内风险投资、天使基金、私募基金等存在“二八现象”，即20%的资金投资于种子期企业，80%投资于即将上市或快速成长期的企业。
技术创新：缺乏可持续性，研发与产业不对接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国内创业环境、市场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对国际一流人才吸引能力有限，不少创业者凭借一两项技术或创意办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归国博士、江苏苏晶公司董事长范嘉苏说，顶尖人才是各国争夺的重要资源，跨国公司往往会以丰厚的待遇留人。另一方面，国内的市场经济环境仍然不完善，与发达国家市场环境相比存在诸多差距。比如，市场垄断、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国际顶尖的技术、营销、管理人才回国创业的数量有限，国内一流的创新型企业数量还很少。
常州市委副书记戴源介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强弱与否，决定着能否持续发展。不少民营科技型企业是凭一两项技术或者一两个创意来办企业，可能获得短期快速发展，但长期持续研发能力严重不足。这就会出现“小老头”现象，有的企业10年前产值2000万，10年后还是这么多。
新奥集团首席技术官甘中学介绍，尽管近年来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大了科技成果转化力度，但是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阻碍因素没有完全打破，国家技术成果还是多数在学校和科研院所内，科技成果和科技资源不能完全与市场共享，民间资本获得科技资源难度依然很大。这种科技研发链条与产业链条的“不对接”现象，造成我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虽然科研成果丰富，但转化率低，尤其是具有行业分水岭意义、能形成巨大市场的重大创新产品太少。
团队建设：经营管理人才匮乏，员工流失率高
北京市经信委副书记梁胜介绍，各地近年来为吸引领军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也吸引了大批人才创业。但是从人才结构上看，目前的创业人才主要是技术型人才，以海归、大学教授和研究机构研究员创业为主。懂市场、擅管理的人才匮乏，严重影响到创业效果。
“我们这几年在为海归创业者提供人才服务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好的项目因为经营管理跟不上，难以投产。即便是已经投产的企业，也有的因为企业架构、管理机制无法理顺，处于‘一团乱麻’的状态，生产效率低下”。无锡“意派管理”公司总经理鲁岚说。
“很多小企业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颜振军表示，由于科技型企业的创业者多半是科技工作者，同时又要从事管理和经营，当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后，就会暴露出管理能力的不足。技术人才多数不擅长市场营销，造成企业夭折或发展停滞。
“另一个人才瓶颈是员工流失率高。”鲁岚介绍，目前企业员工“85后”、“90后”比例越来越高，而这些“新生代”打工群体流动性越来越大。根据企业调查，企业三个月内的离职率居高不下，有的企业甚至达到50%。
深圳一家企业的高管张勇说，现在企业最头疼的事就是招不到人、留不住人。几乎每个月，张勇都要去人力资源市场招人，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流失一批员工。
《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京、津、冀、苏等省市走访了数家科技企业和与之相关的投资企业负责人，多位负责人反映目前市场环境浮躁，民间资本不愿投入科技企业，创业企业转型阻力大，记者在此选取三位企业家典型心态。
坚守难——民间资本投向科技领域渠道不畅
“我想把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一项事业长期坚持下去，但没有渠道，很多民资围着政治资源转，想方设法捞快钱，没人踏实做事，这个问题已相当严重”。云峰基金发起人汪建国告诉记者。
汪建国曾创办五星电器连锁超市，由于家电业利润太薄，几年前将五星电器卖给美国家电连锁超市“百思买”，之后与马云、史玉柱、虞众等企业家发起成立了“云峰基金”。
汪建国说，“很多民间资本拥有人希望效仿美国模式，长期投资高科技产业并得到收益。但现在我们苦于找不到好项目，因为政府没有搭建一个有效的信息平台。虽然各地都在搞资本和项目对接会，但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多。可以投资的企业，信息并不公开。”
“这几年，国内投资基金开始起步，私募基金、天使基金和风险投资等数量增加很快，但是这个领域还缺少健全的规则”，汪建国说，一是法律法规不太健全。二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投资效率不高。三是没有合理的税收制度。比如，对天使投资和私募基金的税收应该差别化，而现在并没有区别，导致没人愿意当“天使”。
“民营企业不是要特殊政策，而是一个市场上公平的待遇就行。但是这个做不到，资源在政府手上，如果有自己的公司，肯定给自己的公司了。”汪建国说，另一个问题是，政府过度关注大型民营企业，而不是中小民企。
转型难——科技企业冲破惯性阻力大
“在中国的企业里，从员工到投资者，都已经习惯了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一旦企业想放慢脚步谈转型、上管理，很多人脑子转不过弯儿，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转型过程中不亏损谈何容易？但我们必须着眼长远。”金和软件董事长栾润峰说。
北京金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协同管理软件服务商。因为其高成长性，金和软件曾连续两年荣登《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榜，是协同管理软件行业唯一上榜企业。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业内知名企业，在转型道路上却备受煎熬。
“国内软件行业近年来虽然发展很快，但多是基于软件产品，很少有提及软件服务这个层面。从2009年开始，我们提出了向服务转型的口号”。栾润峰说。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转型给企业带来的震荡引起了方方面面的不满。
栾润峰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因为在改变业务模式和研发等方面加大投入，公司2011年第一次出现了亏损。而这次亏损引来的质疑声更大。“2011年，我经历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困难期。有的员工怀疑，公司经营是不是不行了。还有来自客户的质问，公司究竟还有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
“转型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如同黑夜里爬山，你无法预知什么时候到达顶峰，下一步会怎样。所以在转型的时候，股东不理解你，员工不理解你，客户也不理解你，只能靠企业家本人在撑着。如果企业顶不住压力放弃转型，回到原来的老路子上，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栾润峰说。
转型付出的成本是值得的。2012年上半年，金和软件的收入情况明显改善，并重新盈利。对于转型路上遇到的种种挫折，栾润峰依然觉得“不堪回首”。
“你顶一天还行，可是要顶一个漫长的时间，太难了！我们是转过来了，但还不能说顺利。转型过程中不亏损谈何容易？实际上，在所有人里面，往往只有企业老板想转型。老板为什么想变？他是从长远利益考虑。但如果决策者都顶不住压力，其他人干嘛要变呢？我觉得，这是转型难的重要原因。”
创业难——企业家找不到创业兴奋点
“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发展、分布已经达到一定规模，要想从零发展就难了，现在的创业门槛可以说越来越高，很多想创业的人心有余力不足。”河北保定市高新区创办者之一、高新区管委会原主任、“中国电谷网”负责人马学禄说。
马学禄说，“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难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近30年，全球新产业、新产品升级越来越快，往往一个产品就可以绝杀一个行业，如苹果公司，颠覆了手机、电脑、电视的概念，将高精尖科技、商业模式、文化传播模式都凝聚在一款产品上。”
马学禄任保定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以及退休后，接触过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或成或败的企业家，“我现在明显感觉到，民营企业家做企业的信心不是很亢奋、很激动、很激情。很多人找不到创业的兴奋点，其中不少人正在考虑卖企业，不干了。”他说，“之所以出现这个局面是由于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导致的。其中，一方面有企业家浮躁的问题，总以为一个企业三天两早晨就能做起来，总把奇迹、特殊当成一般，总把偶然事件堪称必然事件；还有一方面是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导向问题。
马学禄说，“国企在部分行业的垄断将民营企业挤压得太厉害，压制了民间创新。很多机构、部门、政策都应该整合，国家宏观调控重点应该调控条块分割，增强各种要素的集成度，而政府恰恰没在这方面下功夫。还有，有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下企业调研都去好企业、大企业，很少光顾中小企业。其实，大企业也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而且60%以上的就业在中小企业，因此中小企业没有创新活力是非常危险的。”
马学禄感叹道，“我认为，今天的创业激情已经跌到20年来的谷底，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恢复创业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