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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0   作者:朱克川 张可喜(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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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韩国:抢机遇成就跨越式发展 2.日本:战败后舍军保民经济迅速崛起

  韩国:抢抓机遇成就跨越式发展

  首尔一家主流媒体日前在回顾韩国近60年来的发展成就时写道:“韩国GDP在60年内增加740倍,从60年前不如一个非洲国家,到今天一举超越非洲50多个国家GDP的总和。”纵观韩国近60年的发展轨迹,韩国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与其国民吃苦、耐劳、爱国的精神密不可分之外,也得益于其专心致志谋发展的理念以及及时抓住了发展中的多项国内外机遇。

  机遇之一:从经济自立转向出口立国

  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国内党争激烈、政局混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掌权时,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收入只有79美元,全国员工超过200人的企业只有54家。军政府制定了第一个经济开发5年计划,但因为缺乏资金,基建规划迟迟无法落实,冒进的货币改革也遭遇失败,韩国经济濒临崩溃。
  此时,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走下坡路,韩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从强调“经济自立”转为“出口立国”,以极其低廉的劳动力制造轻工业产品,销往国外市场,同时积极向海外派遣矿工和护士等,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据媒体报道,在1962年至1972年间,韩国向德国的矿山和医院分别派遣了8300名矿工和6000名护士,他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努力工作,为韩国赚回了宝贵的“血汗钱”。这一系列做法很快便取得了效果。到1966年,韩国经济年增长率已达到7.8%。

  机遇之二:韩日建交带来资金技术

  在美国的极力推动下,韩日从1951年起开始建交会谈。朴正熙执政后,委派情报部长金钟泌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于1962年签署了一份有关对日赔偿请求权的秘密协议。一年后,这项协议的部分内容外泄,造成成千上万的韩国人示威游行,批评政府同意日本“以廉价贷款交换对殖民统治的谢罪和赔偿”,当局出动军警进行了大规模武力镇压。但是,正是得益于朴正熙政府的果敢决绝,才推动了1965年《韩日基本条约》的正式签署。
  根据这一条约,日本向韩国提供总额8亿美元的经济合作资金,但作为“代价”,日方不再对其侵略行为“谢罪”。尽管这一条约至今仍饱受争议,但韩国当时用“屈辱”换来的合作协议与支援资金,引进了原始的生产技术,构建了钢铁冶炼和机械制造的基础设施。如今,韩国钢铁、造船、汽车和电子等骨干企业,大都与当年来自日本的资金技术有着传承关系。

  机遇之三:派兵参与越战换取“血汗钱”

  1964年9月至1973年3月,韩国向越南战场派遣了31万余名军人参战,以解决当时国内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朝鲜日报》曾对此作出如下评价:出兵越战给韩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战地所需的物资和人力全部从韩国调拨,韩国对越南出口迅猛增长。如果把军人和劳务者的报酬和当地韩国企业的工资合计起来,当时韩国获得了10亿多美元的外汇。这笔钱成为韩国第二和第三个5年计划的主要资金来源。此外,作为对韩
  国参战的回报,美国为提高韩军作战能力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贷款。

  机遇之四:劳务出口推动产业升级

  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爆发。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经济在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压力下陷入困境,而一夜暴富的中东产油国则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韩国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次机遇,迅速组织劳务输出。从1973年至1978年,韩国先后与沙特、约旦、黎巴嫩、科威特等多个中东国家签署了基础设施建设合同,派遣大量韩国工人走出去从事建筑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之外,韩国企业凭借进取的企业精神和韩国工人的勤劳扬名世界,逐渐与西方国家建筑业建立了更深层次的联系,为韩国融入西方市场经济大格局打开了局面。据统计,由“中东特需”带来的直接效益是:截至1976年,韩国经济连续46个月大幅增长,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3%。

  机遇之五:巧打“民族牌”摆脱政治危机

  长期的政治高压、强迫积累和西方思潮的持续渗透,给韩国社会造成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的罢工罢课活动此起彼伏。1979年朴正熙被刺身亡后,时任保安司令全斗焕乘势起兵夺取政权,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的“第五共和国”。
  针对极其恶劣的国内外环境,全斗焕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政治上延续高压政策,经济上继续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对外交往上外柔内刚,在缓解社会情绪方面则通过文化、体育等方式凝聚民心。特别是首尔1986年和1988年先后成功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使韩国人心中郁结的内部仇恨逐渐化为民族自豪感,人们的目光也随之转向了更为精彩的广阔世界。
  此后,韩国又迎来了“低油价、低汇率、低利率”的大好时代,使得正在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的全斗焕政府一举摆脱困境,推动高附加值的汽车、电子和半导体产业迅速发展。在卢泰愚、金泳三和金大中掌权期间,韩国经济持续发展,韩国国内的社会民主运动也渐渐平息了下来。

  机遇之六:冷战结束带来“走出去”良机

  苏东剧变后,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与韩国建交,这一变化给韩国政治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多年以来在产业工人、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中广泛存在的反美、反政府思潮迅速偃旗息鼓,各类企业竞相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拓展业务。
  短短几年的时间,韩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的龙头和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楷模。1992年中韩建交后,韩国人嗅准了中国的巨大商机,第一时间在中国开拓经济和文化市场,加速了韩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的步伐。
  如今,国际格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美欧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了困境,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正奋起直追。韩国将如何应对新一轮变化,值得拭目以待。

  日本:战败后舍军保民经济迅速崛起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根据当时的国际机遇,日本采取了在安全和外交上依靠美国、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的战略,并通过大力拓展对外贸易、推动科技创新等方式,迅速实现经济恢复与高速发展,并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此后,日本又多次遭遇石油提价、贸易顺差过大等危机,日本则迅速调整发展模式,将危机变成发展的良机。

  利用美国庇护

  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国军事占领。1947年,日本开始实施美国主导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之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部宪法因而被称为“和平宪法”。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出于冷战需要,通过单独与日媾和、缔结“日美安保条约”等,实行“重新武装日本”的政策。但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并未完全按照美国意图行事。他没有大幅增加军费,而是把军事开支控制在最低水平;也没有重新建立军队,而是建立了所谓的“警察预备队”。
  实际上,吉田茂并不是和平主义者,其目的也不是要把日本带到“非武装中立”的道路上,而仅仅是出于加快本国复兴和发展的考虑。其采取的策略是,在安全上依靠“日美安保条约”,在外交上采取亲美反共政策,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上。
  在美苏冷战期间,日本历届政府均坚持以优先经济发展和对美从属外交为基本特征的“吉田茂主义”。这使得日本经济在美国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中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良机。在这两场战争期间,日本发挥了美军军需物资补给和美军轮换休整基地的作用,日本经济由于“战争特需”得以高速发展。
  在这种战略下,日本经济1951年恢复到战前水平,1956年完成经济复兴,此后一直到1973年,经济高速成长持续了大约20年,年均增长率高迭9.1%。

  政府保驾护航

  二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中,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日本称之为“行政指导”。日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两大着眼点是:扶植民族工业,保护国内市场。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短期经济展望等,通过紧缩和放松银根等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导向;制定产业政策,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立法措施,限制某些产业或保护和扶植弱小产业及新兴产业;制定各种法规,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监管等。
  日本经济体制的另一特点是实施官民密切合作。所谓的“民”是指民间企业。官民合作的具体方式包括: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及打入国际市场;企业经营者加入政府的各种咨询机构,参与政府决策;退职官员到民间企业任职等。法国已故戴高乐将军曾把访问欧洲的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称为“半导体推销商”。日本经济学家也称战后经济体制为“官民协调经济”“混合经济体制”。
  二战后,日本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把技术革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日本以1950年制定外资法为契机,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研究认为,1950年至1975年,日本花费数亿美元引进了欧美国家半个世纪的先进技术成果,为自己节省了2/3的研发时间和9/10的研发经费。
  在引进先进技术成果的同时,日本还大力开展自主创新。日本政府主管部门组织企业对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日本企业作为技术研发主体,引进和研发新技术的积极性很高;日本技术人员也十分刻苦钻研。1980年,日本提出“科技立国”的新战略,宣布要发展“有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祥地”。

  转换增长方式

  日本出口的商品最初以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为主。随后,随着重工业迅速发展,船舶、钢铁、电视机、汽车、半导体元器件等工业制品也成为大宗出口产品。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商品在大量出口创汇同时,由于顺差过大也助长了东南亚国家的反日情绪。1974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国家期间,遭遇了激烈的“反日游行示威”。
  为缓和与东南亚国家的紧张关系,确保这个重要的海外市场,日本设立了“国际交流基金”,招聘这些国家的年轻学者到日本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以培养亲日派。1977年,福田赳夫在执政期间还发表了“福田主义”,即日本不做军事大国,要为世界和平及繁荣做贡献;与其他亚洲国家加强交流,建立心心相通的互信关系;以“对等合作者”立场帮助东南亚国家实现和平与繁荣。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遭遇两次“石油危机”和“反公害运动”的打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宣告结束。对此,日本迅速转变思路,化危为机,从传统发展模式引发的危机中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机遇。
  此后,日本以节能和环保技术作为突破口,使日本经济成功转型,从以“长大重厚”型重工业和化工产业为主,转为以“短小轻薄”型机电一体化产业为主。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环保技术先进国”的身份跃居工业发达国家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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