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影响世界”系列报道
编者按：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主办的“2013年中医影响世界全球高峰论坛”，将于明年3月在北京举行，会议将从国家战略、产业战略、企业战略等不同层面探讨中医药全球化之路。为此，本报特开辟“中医影响世界系列报道”专栏，报道在中医药全球化历程中，政府相关部门的战略部署、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我国中药企业的探索之路，以及中医药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等。
从历史的长河看，在陶瓷之后，中国还能拿出什么品牌来影响世界？有人认为，下一个或许就是作为五千年博大精深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学。但中医究竟能否以及将用何种方式来影响世界，在海外的中医专家或许对此更有体会。
由此，《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加拿大卑诗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加拿大极康中医院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团执行委员、被称作当代“中医传教士”的华人青年中医专家卓同年。卓同年多年潜心研究中医，并且在海外有非常成功的行医经验。在他看来，似乎是历史赋予了一次让世界仰视中医的机会，中医正迎来影响世界的良好机遇。如果中国能够大力发展中医，并将其纳入国家战略，不但中医产业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一个强劲的新增长点，而且还可能以中国国家的“第二国防”力量取得国家间经济交流的战略主动权。
中医有望影响世界
中医承载了两千多年的有关生命健康的古老命题，正引领新世纪健康医学的诞生，这是当代世界中医迅速兴起的内在缘由。
《经济参考报》：您对中医一直以来都在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在海外行医多年。在西医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今天，您认为当代海外中医兴起的真正缘由是什么？
卓同年：在我看来，作为维护健康手段的中西医学，真正的分道扬镳始于19世纪下半叶，距今也不过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其决定性的标志有二：一是方法的改变，西医借助显微镜把微观的方法运用于生理、病理学的研究，以及后来精密的外科手术和检测技术。二是药物的改变，西医用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化学合成药物取代了原生态的药物。然而，由于近几十年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和工业化污染的危害等因素，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疾病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疾病已从单因素病因疾病逐渐演变为多因素病因疾病。这让西医碰到了自己病理学的死角，原来光芒四射的抗生素、激素随着临床应用出现的副作用而黯然失色，而“终生服药，不可逆转”似乎彻底剥夺了患者恢复健康的可能性。
当心脑血管、恶性肿瘤、病毒感染等疾病已构成了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时，当目前尚无理想治疗方法和缺乏有效控制手段时，人们不仅要问，现在的西医到底怎么了？于是世界各民族逐渐发出了要“回到希波克拉底那里去”的呼声。他们向往过去用天然药物治疗的时代，但由于现代西医机械化的生命观，已经同传统作了彻底的决裂，形成了百年以上的断崖，哪里还能找到古人的足迹呢？
经过认真的反思，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提出了21世纪的医学将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的战略思想。当中有六大重要的转变：(1)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2)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3)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4)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5)从生物治疗向心身综合治疗发展；(6)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等。这一构想恰好体现了传统中医学的伟大思想，可以说中医承载了两千多年的有关生命健康的古老命题，正引领新世纪健康医学的诞生。这可以说是当代世界中医迅速兴起的内在缘由。
《经济参考报》：您先后到过多个国家考察和了解中医情况，您认为目前海外中医发展的基本轨迹和特征是什么？
卓同年：尽管中医药传播到世界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真正有里程碑式作用的是与“乒乓外交”齐名的“针灸外交”。从近几十年来中医在海外的发展来看，可以这样来形容，那就是几番风吹雨送，吹落了一时的愚昧与疯狂，送走了狭隘的傲慢与偏见，如今的中医绝对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犹如走出泥淖的蛟龙，带着大浪淘洗后的自信，迈出时代的废墟。中医在世界传播之广、速度之快是其他传统医学根本无法比拟的，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医正以自强不息之魂魄，厚德载物之胸怀，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
这当中呈现出四大特征。
第一是针灸作为中医走向世界排头兵的使命已基本完成。如在美国，过去的几十年里，针灸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既有多个州承认的针灸师执业考试，又有多州立法确定和保险公司愿意投保；既有国家资助的相关科学研究，又有广泛的临床运用。其他的西方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北欧等甚至比美国发展更快。
第二是传统中医在海外的递增速度明显加快。由于针灸作为一门操作技术的成功推广，使很多西方人开始到中国来学习针灸，当它们发现针灸只是中医的一部分，于是中医中药的疗效又开始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在经历了台湾、香港地区和后来中国内地有着专业教育背景的中医逐渐移民到海外，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要求他们只能用中医办法来取得临床疗效时，于是逐渐诞生了一大批“纯中医”。由于西方社会是靠信用来维系的，所以他们的诊所要让病人有疗效是唯一的真理，尽管大部分中医临床工作者还处于治常见病和简单的痛症阶段，但已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运用传统中医原理来施治世界难治性疾病，并取得很高的疗效。有的成功说服了那些固执的政府官员，彰显出了中医影响世界的力量。
第三是立法背景下的中药有超越学术的困境。自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通过敦促会员国全面发展传统医学的《阿拉木图宣言》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重视关注、立法和监管传统医学。针灸和中医在一部分发达国家的省、州相继立法，唯独中成药在国际化过程中遭遇到瓶颈。一直以来，中药饮片和中成药都以食品和保健品进入西方，而西方主要国家一直以“政府包容”的态度允许他们自由买卖。但当中国的中药企业要想敲开美国和欧盟的大门时，却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为植物药全球上千亿美金市场也是由制药利益集团来控制的，一方面他们对所谓的中药“中毒事件”大肆渲染，另一方面想借立法手段将中成药推出门外。可以说经济和战略利益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术问题本身，可以预料下一波所谓经大样本的科学研究后对中药不利的报告会陆续呈现，这可能是中药难以走出国门的深层理由。
第四是中医养生的种子已经播下。中医养生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贡献之一。李约瑟曾经说过：“在世界文化当中，唯独中国人的养生学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随着中医在世界上传播的深入，西方人在养生问题的认识上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具体的诸如睡前泡脚、产后坐月子，到打太极拳、八段锦等已经盛行起来，在加拿大的道家太极拳社就有几万名会员。
海内外中医应互生共荣
把中医一个小问题放到国际视野上来考虑就是一个大问题，未来世界中医不管怎样发展，天下中医都是一家互生共荣，但重要的是中国中医怎样在中医国际化的进程中始终享有主导权。
《经济参考报》：如果我们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医的话，那么您认为海外中医与国内中医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区别呢？
卓同年：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为了便于理解，我觉得从中医思想史来看，应该把中国中医分为中国传统中医与中国现代中医。我曾经讲过中国传统中医到宋代之后偏离了方向，历史上出现了三次传承于转型之中的现象，现代中医学是在传统文化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大背景中形成的。在研究思路上完全继承了近代中医的衣钵，高等教育是仿照西医科学体系框架来设置中医课程，临床走的是以中西并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它是目前中国中医的主流。
所以，从这个层面作一个横向比较的话，我想首先是海外中医执业病种广泛多样。国内以医院为模式，分科细；国外以诊所为模式，不分科。所以国外中医几乎囊括了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皮肤到针灸各科，从感冒到癌症都治。而国内中医院根据西医的分科所设，执业范围窄，有的到了海外之后往住是茫然无措。
第二是要求中医有高效性。国内中医有西医作后盾，中医可以用西药；国外则不许用西药，往往靠的是中医本身。国外中医的目标群体通常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很多就医者往往是西医难以解决之后的病患，它要求医生在前三次必须见效，没有国内患者普遍持有的“中医来得慢”有耐心坚持治疗的理念。这样要求医生有较高的造诣，并使中医成为“快郎中”，否则很难维持较高的复诊率。
第三则是要求医生治疗方法的多样性。国内有以针灸为主者不用药，或以中药为主者不用针的现象。到了国外则医生样样都要精，才能体现出中医治疗的整体性，并能根据不同患者的需求和病情需要分别采用不同的施治方法。
《经济参考报》：海外中医与国内中医未来能够互生共荣吗？
卓同年：是人类的全球化，让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创科学范型，实现了广泛交流和优化配置。因为中医，让人类健康的理念在转变，所以中医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显然近十几年海外中医的崛起，让它成为影响世界的一股力量，这必然对国内中医产生深刻的影响。针对国内中医的现状，要树立起全球化大医的梦想，要坚决克服文化自卑感，这一点德国的著名中医学家曼福瑞德·波克特早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说中国有些人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所以他主张未来中国应该从源头上严格掌握培养标准，不要培养一些假中医输送到各国，否则会影响中医在世界的声誉。同时要按中医发展的固有规律来传承它的本质内涵，如积极鼓励中医学院开办传统中医班，培养一批能按中医原理来解决临床病症的大家，输送到世界各地。破除中医简、便、廉的印象，让医生发挥主现能动性，把剂量权还给医生，搬掉中医用药“十八反”、“十九畏”的紧箍咒等等，这些都是国内主流中医本身需要自我挑战的大课题。所以，我一直讲，把中医一个小问题放到国际视野上来考虑就是一个大问题，未来世界中医不管怎样发展，天下中医都是一家互生共荣，但重要的是中国中医怎样在中医国际化的进程中始终享有主导权。
中医发展应纳入国家战略
中医要真正做到能够影响世界，在国内是尽快出台“中医法”，在海外是尽快主导中医国际标准的制定。
《经济参考报》：在您看来，中医要真正做到能够影响世界，中国自己需要做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卓同年：我觉得有两件大事最为重要。在国内是尽快出台“中医法”，在海外是尽快主导中医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整个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细节性问题，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行业立法的基础是安全和有效，我们卑诗省到中医法颁布之后，民众才逐渐开始相信中药汤剂。虽然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中西并重是中国卫生工作总方针，尽管已有30余部与中医药相关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多分散在相关的法律之中，主要是参照现代医学及管理模式制定的，有些法律内容过时，立法体系交叉分散，体验中医药特殊性不够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抑制了中医的发展。在具体操作上中医看病都是按西医的那套管理模式和评判标准来处理医疗事故，这样就相当于中医没有法律的保护，其结果是中医能发挥特长的阵地被埋没。而相对应的就是“傍医”现象十分严重，倒在中医头上的脏水很多，中医的形象被“扭曲”。可以说，立足中医自身的特点，立与之相适应的中医法，是中医走向世界的基础。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整个行业的主动权。因此，当前主导和加快中医国际标准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国家标准委的全力支持与配合下动议并促成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中国承担秘书处工作。已为掌握中医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只有中医药有了自己的国际标准，才能消除国际市场上那种传统中药按植物药物或西药标准划定的混乱局面，到那时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才能落到实处，中医药产品和企业形成国际核心竞争力才有基础。自然能够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保证中医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经济参考报》：如果把中医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框架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具体建议呢？
卓同年：中医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也需要中医。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医在世界范围获得丰富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从总体来看，中医进入国际市场的环境会得到明显改善，中医会被更多国家纳入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中医国际标准际体系框架会基本形成。这样，中国中医应该充分利用国内与国外两大市场，统筹两种资源，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的需要。
首先要建立与各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委员会，通过政府合作平台协助各国政府规范中医的发展，要发挥政府在中医对外交流与合作中的指导作用，并且要巩固民间交流与合作的成果，达到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局面。
其次应该在文化中推广中医。由于中医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因此，在文化中推广中医十分有利。例如在孔子学院增加中医学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第三要提高中医商业化水平，实际上中医进入西方的最大障碍是法律层面，如中医药产品要进入美国必须要跟50个州打交道，这只靠个人或某一团体、或某一企业是完全办不到的事，所以提高中医商业化水平是实现全球化大医的推动力。
中医药走向世界，绝不仅仅是中医行业自己的事，它应该是一个国家行为，是一个整体工程。所以，只有把中医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举国之力，才能完成全球化大医的梦想，才能让有限的国家资源产生最大化的中医药国际效应，也才能确立和保持中国在世界中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历史背景下，中医产业在全球增长为战略性产业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古代中国曾经以陶瓷等为载体，获得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如果中国能够抓住以中医为本的健康产业主导全球经济的新格局而实现国家利益，那么，中医真正影响了世界引领了人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