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迟迟难退，欧洲多国渴求外来资金合作。特别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全球新的竞争背景下，寻求“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现在或许是从欧洲获取高新技术的最佳时期。记者近日调研发现，拥有高新技术优势的欧洲正放下身段，在以数字技术应用与新能源、新生产模式结合的新工业革命中创造了与中国合作的良机。
就业压力 政策开放
记者近日对荷兰、丹麦、波兰、乌克兰工业园区和相关政府官员采访时发现，为增加就业机会，欧洲当地需要更多企业进驻和资本注入，更加开放投资政策成为多个欧洲国家的共识。
目前，欧盟青年失业率是总体失业率的二倍，十年来这一比例没有改变。如何创造新就业增长点，欧盟正向外求援，用里弗金描绘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模式和海外资本对接。首先多个欧洲国家在危机面前，加强了引进中国公司的意愿，不约而同推动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外商服务便捷手续并推介巨大市场潜力。
东欧国家面，为了给当下吸引中国投资其工业领域增加砝码，乌克兰将在未来规划自贸区。中欧国家也邀约中方深入经贸往来。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近日在京代表中欧“维4集团”(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乐观展望了中欧经贸关系。“我深信中国极有兴趣看到一个具备稳定金融制度，值得信赖的货币和开放市场的强大欧洲。”
外向型经济体荷兰也发出诸多政策信号期待中国投资者注意。记者在日前举行的“中荷企业商业峰会”获悉，随着荷兰在外资引入政策上变得更加便利和开放，以吸引中国工业企业参与当地高新技术公司，鼓励中企通过建立欧洲总部、控股公司、研发服务机构来实现。
荷兰税收政策也对外资企业提供诸多优惠政策，比如该国对到岸货物的进口增值税施行经销商实际收货后征收，大大减轻了企业工业产品企业口岸库存的成本压力，许多国家都是货物到岸即增收。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市长范德兰在“中荷企业商务峰会”上发言称，当下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不佳，受此影响，欧洲目前10个经济区域，几年后将只剩下五大国际经济区，“与中国关系十分重要，阿姆斯特丹想与中国合作成为这五个区域中的一个。”
欧盟一体化条约签署地荷兰城市马斯特里赫特以生物医药闻名欧洲。该市医学健康研究园区战略发展部经理奥瓦尔说，中国中小企业入驻园区将改善当地就业。
欧洲从虚拟数字到制造实业方面拥有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与中国企业牵手合作，也符合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扩张的动力——市场进入和技术索取。
优势多样 市场可期
记者采访多方业内人士了解到，中国企业与欧洲在高新技术领域合作，优势可体现在地理位置、集群效应、产学研高效链条以及相似的发展诉求。
丹麦位于欧盟和波罗的海交界口，面向1.3亿人口的潜在市场，是进入欧洲其它地区的一个有效的物流节点。相似优势的国家还有荷兰，高度现代化水、陆、空交通基础设施将荷兰与欧洲大陆紧密相连。
在全球数字技术竞争愈加激烈背景下，高逆差的技术进口从长远看也是划算的。作为云计算技术领先企业，位于阿姆斯特丹基础科技工业区“科学花园”的Sara公司负责人奥塞伊兰博士说，从超级计算机领域目前激烈竞争可以预见未来数字和云计算技术战场的残酷角逐。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技术提高过程中，离不开高逆差技术进口。对此美国已经提出“走出计算机，进入产品竞争”的战略，直接从应用层面占据未来技术和市场制高点，比如利用云计算和超级计算机高速工作在工业设计、汽车制造模拟、健康监测甚至日化研发产品等领域，实现工业品和消费品生产的“数字化”。
阿姆斯特丹基础科技工业区“科学花园”负责人说，目前欧洲与中国技术研发处于黄金开放期，基础科学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根基，当下仍在快速发展，所以欧洲当地的学术资源适合与中国工业和研发公司结合。据悉，在有近百家公司的园区内，已有中国公司参与其中，以利用欧洲当地“产学研”配套资源。
2006年成立于比利时的开放式科技研发公司Holst Center与记者分享了在埃因霍芬科技创新园区的益处。该公司媒介负责人斯诺伊克斯说，“如果你不加入，就不知道已加入我们研发数据集群的同行企业在做什么，因此一个产业开始与我们合作，将会有大量相关企业被吸引。”
目前，HolstCenter在柔性电子器械(新材料)成果显著，已与500强公司的研发业务深度合作，研发项目预算来自欧盟、企业伙伴和公共募集三个渠道。
公司近日将去海尔、海信考察，从技术支持角度寻求更广泛的中国客户。
工业发展状况相似也成为中欧实践“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合作机遇。波兰与中国企业渴望在新能源技术领域合作，共同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进步。相同的状况体现在生物科学领域，马斯特里赫特医学研究园区的奥瓦尔称，在生命科学领域，中荷都面临老龄化、顽疾化的挑战，双方在临床医学监测、设备研发、药物创新领域能充分对接。
工业“绿色” 成果分享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世界银行对于绿色增长的研究都表明：从现在到2030年，“转向绿色”的经济增长机会价值数万亿美元。
绿色经济的潜力带动了中欧合作深度。近日，丹麦环境部部长依达·奥肯及丹麦环保企业家代表团视察了位于天津武清的丹佛斯中国技术中心和丹佛斯中国制冷空调实验室。她说：“可持续发展要靠社会、经济和环境三大支柱的共同协调发展，在可持续技术和解决方案领域，中丹合作大有可为。”
丹麦最大工业公司之一的丹佛斯区域能源副总裁瑞纳·席尔德说：“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着重强调了对新能源的利用和对能源效率的改善，丹佛斯十分荣幸能够参与其中。”近期丹佛斯和鞍山市签署了一份关于建设高效区域供热系统的战略协议，这个系统以丹麦标准、也是全球领先的标准来建设，将帮助鞍山市的350万市民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供热成本，同时还能改善居住舒适度，提高生活质量。
丹麦松德堡市的市长阿丝·尼葛德想更广阔的向中国推广新技术。
城市化发展和升级，成为欧洲高技术工业企业的市场增长点。中国不仅要享受技术成果，也可在与欧洲企业的合作中学习先进技艺，在全球范围内发掘绿色城市概念市场潜力。
预期风险 谨慎提防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第八届中欧工商峰会时发表讲话时称，欧盟是中国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中欧合作越来越密切，行业专家期盼在新工业革命中升级经贸关系，但也提示了多个需要防范的风险。
首先，政治风险隐显在欧洲大陆。今年以来，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相继进行完选举，新政府首要目标都放在财政支出削减，生产型企业“缺钱”的状况不但会延续，公共支出被削减后民众潜在消费能力下降，随之而来的市场不景气将直接影响工业技术的发展步伐。
第二，文化差异引发出管理风险，需要介入欧洲当地的中国企业先放权。多家希望接受资产注入或并购的欧洲公司称，原先管理层稳定的架构是合作顺利进行的一大前提。如果引入中方管理团队，还要注意当地雇员管理。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说，人文思想差异较大，短期弥合不太可能，相互交往过程需要慢慢推进，即使是在高速发展的双边经贸背景下。
第三，要注意企业规模不宜过大。毕马威的专家称，体量大可能股权结构比较多样，如果美国投资者分担所有权，那么对于并购前景将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好在欧洲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不是走大而全路线，很多细分领域的技术提供商可能很少听说，规模也较小，但在其行业可能是佼佼者。目前，中国投资欧洲速度加快已引起相关机构的注意，美国智库荣鼎咨询日前发布题为《中国在欧投资：特征、影响与政策建议》的研究报告称，欧洲正经历着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结构性迅猛增长的时期。2004至2008年间，中国企业在欧直接投资年均不到10亿美元，2009和2010年间，迅速增加到年均30亿美元，2011年一年则增长两倍多至100亿美元左右。虽然中国企业在欧投资占欧洲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依然很小，但是增长的趋势异常明显。
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中外大学间的比较，他认为“把育人放在第一位”是许多国外名校享有盛誉的法宝，建议国内高校引进国际先进教育理念，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同时通过试点的方式，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
杨福家在1993年到1999年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自2001年至今任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监。校监是英国大学中的一个重要职位，通常由英国王室成员或社会名流担任，在一些学校活动中的排序甚至在负责管理工作的校长之上。杨福家是迄今唯一在英国大学中担任此职的中国人。
扬福家说，自从到诺丁汉大学任职以来，他访问了英美等国的许多著名高校，“我在过去10年里比较深刻的体会是，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学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他说，这种“育人第一”的理念有许多体现，比如不盲目扩大规模，尽量保持小班教学，使得学生能在课堂上有充足的机会与老师沟通；不仅看重学习成绩，也注重在学校里开展“第二课堂”，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最受杨福家推崇的，是英美一些顶尖大学采取的“住宿学院制”。它起源于历史悠久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其有两大特点：一是住宿学院中有不同专业的老师学生，能促进不同学科思想的碰撞；二是老师们的住所与学生宿舍非常近，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
两年前，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导师、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马丁·里斯，曾在三一学院的学生宿舍宴请扬福家。对于这一晚的体验，杨福家用“震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因为他发现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住所也在学院中，近距离地扮演学生导师的角色。他说：“这些科学泰斗就在同学们身边，三三两两，大家一起来探讨问题”，这里激扬着智慧的火花，年轻学者也得到了很好的培养。
杨福家还提到，他曾问美国耶鲁大学校长什么是耶鲁的“王牌”，得到的回答不是其法律专业或医学专业，也是“住宿学院”。学校还为教授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吸引他们与同学们住得更近。
针对国内高校存在的一些问题，杨福家说，许多国际一流大学的老师是有讲课要求的，即便是研究型大学，也并非仅看重论文。而国内“一些大学的教师把写文章放在第一位”，因为“文章决定他的升迁，而老师上课是没有这种严格的考核的”。对此，他建议有关方面采取措施，促使高校教师更重视教学工作。
杨福家还提出，通过改革试点的方式，来推动国内高等教育改革。经其牵线搭桥，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宁波诺丁汉大学2004年创建。杨福家说，这所学校致力于贯彻“育人第一”的理念，虽然由于资金等方面的条件限制还没有完全实现住宿学院制，但“我们成为准住宿学院，因为老师基本上都住在校园里面，同学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随时找到老师”。
杨福家认为，“育人第一”的做法已经在宁波诺丁汉大学收到了成效。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前不久学生们在美国举行的一个国际创意辩论大赛上拿了亚军，因为他们讲的内容有吸引力，是关于如何到贫困山区帮助当地群众开发资源脱贫致富。这说明学生们不仅在学习知识，还在通过丰富的“第二课堂”成长为全面的人。
另一个例子是，学校刚创建时招生不太容易，但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来学校与学生座谈后认为，这里的学生在独特的环境中成长，与众不同，充满自信，愿意把人大附中的学生送到这里，从而打开了在北京地区招生的局面。
杨福家说，今年从宁波诺丁汉大学毕业的学生在毕业纪念碑上留下8个字“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这正是学校“育人第一”的成果，“这可以说是宁波诺丁汉大学成功的一个标志”。他也希望这个样本能够像深圳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作用那样，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