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办，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承办的“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GD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至7.2%和6.1%。不过，可以通过改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或许能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昉指出，供给和需求缺一不可，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口变动对中国经济有重要影响。人口丰富就会出现人口红利，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丰富，人力资本丰富，还意味着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防止资本报酬递减，不会遇到新古典增长的约束，这是人口红利的关键。当人口因素使得整个经济增长源泉都变弱的时候，潜在增长率就会下降。
　　蔡昉认为，目前已形成共识的是，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4%—1.5%的水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绝对减少。即使分步的“单独二胎”(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政策也改变不了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的趋势。当劳动力出现短缺之后，潜在增长率将降低，预计“十二五”将保持7.2%，“十三五”将降至6.1%。
　　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是供给，我们可以说，我们还有庞大的内需，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但是这些是需求因素，考虑潜在增长率一定要把需求的因素放在供给因素里。
　　蔡昉表示，需求因素决定的实际经济增长能不能达到潜在增长率，需求强烈可以达到甚至超过潜在增长率，需求弱可能达不到。假如没有放弃保增长的理念，一些地方政府表面上接受7.5%的增长速度，但心里不愿意接受，那么一些好的政策，比如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刺激计划等等就会变成保增长的刺激性计划。虽然可以让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但是会造成无效率、扭曲，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等问题。理解潜在增长率要从供给方面看，需求方是没有影响的，需求不决定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被超越的。
　　蔡昉进一步指出，潜在增长率不是一成不变的，“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创造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来提高潜在增长率，在此基础上可能保持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蔡昉表示，加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待于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对中国来说，有赖于一系列更深入的体制改革。例如，改革户籍制度和稳定劳动力供给，改革教育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政策的实施。
　　现在我国的城镇化达到51%，但是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只占13.4%，这个差距就决定了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这就是一个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