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已成为稳增长的重要着力点。专家认为，应多管齐下提振消费。
提升消费率有很大空间
从长期看，相比投资、出口，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为稳定和持续。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市场，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一般超过60%甚至70%。反观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过度倚重出口和投资，居民消费率不足40%。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提升消费率有很大空间。
这些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我国正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消费市场。汽车、家用电器等家庭耐用消费品销售量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增长潜力仍很巨大。住房和服务性消费步入发展快车道，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也将大幅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深入发展推动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将对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重大装备、科技研发等产生巨大需求。进而言之，扩大消费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是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问题。
制约服务消费的主要因素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认为，尽管我国服务消费增长的潜力很大，但目前面临不少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与制造业相比较，家政、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等服务业的发展还不充分，消费者购买这些服务时面临着价格高、购买难的问题，因此，加快这些行业发展步伐，有效缓解供给瓶颈，是解决服务消费不足的重要途径。
对于金融、通讯、旅游等增长较快的行业，服务消费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市场竞争不充分、企业不规范等问题，应加大监管力度，降低消费风险和消费成本，为消费增长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对于教育、医疗、养老、保健等服务领域，则应加快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增加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尽可能减少居民个人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负担。
扩大消费不能急功近利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指出，扩大消费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该志在长远。从短期形势来看，我国的消费还是基本保持稳定的，因此没有必要大幅度调整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消费需求。根本途径还是要从改革入手，继续提高两个比重。由于近几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报酬比重的回升比较明显，但是政府和居民分配关系的调整相对滞后，下一步应该在政府减税、让利于民方面做更多的工作。除了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让利外，还要在增值税税率上加大改革力度，如果能够降低增值税税率，实际上就等于间接降低了我国的商品售价。
注重扩大消费政策的创新性
对于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表示，要保持原有扩大消费政策的连续性，还应更加注重扩大消费政策的创新性，对政策支持的对象进行适当微调。扩大消费的新政策可考虑在免税、退税、贴息等方面进行探索。
扩大消费的刺激政策不能只盯着商品，也应该扩大到服务领域。目前我国的服务消费受到了供给瓶颈的制约，居民生活服务业，比如家政、养老、休闲、文化、健身等服务供给还是呈现出供给不足的局面。此外，服务产品价格偏高，百姓消费也受到了高价格的抑制。
通过改革建立消费长效机制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提出，扩大消费应更加着眼于通过改革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大力压缩非法收入及灰色收入空间；二是加快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减少支出预期，提高消费信心；三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减轻居民税收负担，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调低税率，适当降低消费品的间接税率和进口环节税收；四是完善消费准入制度，扩大服务业准入。
改善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荆林波认为，改善消费环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完善社会监督，保障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消费安全；加快信用体系建设，避免交易过程中出现欺诈和欺骗行为等。
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是增强消费信心的重要因素。今后政府要继续逐步增加财政对教育、医疗类公用事业的投入，减轻居民的教育、医疗负担；扩大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同时，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调控，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减轻居民买房压力，释放消费能力。
城市化将从根本上推动消费增长
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提出，长期来看，城市化将从根本上推动消费增长。一般来讲，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3倍。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就会带来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因此，要突破农民城市化这个瓶颈，使农民在城市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使其有生活保障，才能释放其消费能力。
有很多地方政府都认为把农民工留在城里，基础设施承受不起，医疗教育、电、水、交通这些都难以承担。事实上恰恰说明这些正是中国需要投资的地方，这些投资是有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的。中国有很多领域是需要投资的，不是简单地扩大钢的产能、新能源的产能，而是扎扎实实地为进一步推动城市化，提高基础设施水平，进而带动相关消费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