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牙泉。

敦煌旅游交通图

    在中国古代史上，只要事涉中原王朝与西域和中亚诸国的交往，注定离不开敦煌。在彼此的恩恩怨怨中，敦煌是桥头堡，中国历史的不少交汇点都落笔在这里。敦煌，就像历史的一枚药引子，王朝的兴衰成败，民族的更替消亡，在这片戈壁大漠上，上演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大剧。
　　只要踏上丝绸之路，就无法甩开敦煌。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丝绸之路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分道，从这里起步。
　　说起佛教文化，也离不开敦煌。敦煌是佛教东渐进入中原的第一站。连续千年的造窟，使被称为“千佛洞”的莫高窟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说起壁画艺术，同样离不了敦煌。莫高窟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的壁画，阐释了不同内容的佛经故事，成为世界美术奇葩，以至于壁画几乎成了敦煌的代名词。
　　说起清洁能源，更少不了敦煌。由于拥有丰富的光热资源，国内第一个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2009年落户敦煌，我国光伏发电告别了小打小闹，正式进入并网时代。
　　抚今追昔，文化敦煌，佛教敦煌，产业敦煌，生态敦煌……2000多年的积淀，实在难以概述敦煌的博大。千百年来，月氏、匈奴、乌孙、突厥、吐谷浑、回鹘、吐蕃、党项等古代民族以敦煌的戈壁大漠为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或硝烟弥漫，或河清海晏，使得这里成为中原与西域交锋的最前沿。
　　在经历了岁月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后，在翻阅了历史的金戈铁马、沧海桑田后，在凝听了无数的丝路驼铃、幽怨羌笛后，站在茫茫戈壁上，你能真切感受到，敦煌，在“大”与“盛”中的交融。

　　丝绸之路一分为二的起点

　　敦煌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东汉地理学家应劭解释敦煌为：“敦，大也；煌，盛也。”大和盛就是开拓和发达，概括了敦煌的历史地位和状况。
　　在敦煌的历史节点上，一路“西”去，一“教”东来。西去的是丝绸之路，东来的是佛教。正是这一“去”一“来”，奠定了敦煌显耀的边陲咽喉重镇的地位。
　　一些考古研究发现，早在夏、商、周时期，敦煌地区就属于玉门火烧沟文化类型的羌戎所居。春秋时期，有月氏、乌孙等民族杂居。到了战国，月氏逐渐强大，吞并了羌戎，赶走了乌孙，成为敦煌的新主人。
　　秦汉时期，漠北的匈奴崛起，打败赶走了月氏后占据敦煌，建立了强大的政权。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在河西大败匈奴，迫其远遁，汉武帝设立了河西四郡酒泉、武威、敦煌、张掖，河西地区正式归入西汉版图。
　　敦煌的兴盛开始了。
　　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起，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开始频繁往来。东汉又将西域副校尉移住敦煌，使其成为统辖西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从此，敦煌不仅成为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而且成了中原王朝管辖西域地区的中心之一。
　　古老的丝绸之路由此诞生。张骞通西域后，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
　　史料显示，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到达敦煌后，为了避开浩瀚的库姆塔格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路循河流而行。行走在丝路上的商队在这里打尖补给后，分道扬镳。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一分为二的新起点。
　　过敦煌后，丝绸之路分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今埃及亚历山大)，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
　　正是这种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交汇，使敦煌成为东来西往“出塞”“入关”的必经之地，尤其是外国使节、僧侣、商贾，都要在这里呈交牒文，“为封过所”(签发通行证)。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客商在这里开店设市，敦煌城内商贾云集，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而位于中段的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作为汉唐帝国通往西域的门户、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无疑承担起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佛教东传进入中原的跳板

　　如果不是闻名于世的千佛洞，想必人们是不会将敦煌与佛教联想的。
　　事实上，佛教东传进入中原腹地，敦煌是第一站。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向内地传播，敦煌因之成为佛教传人我国的最早落脚点。
　　据传，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佛教由迦湿弥罗(印度西北部)向东越过葱岭，进入我国新疆于阗，于阗成了西域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镇。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方也陆续传入了印度的佛教，并建伽蓝。至公元一二世纪间，在短短200年间，西域36国的佛法已相当兴盛。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佛教最初是间接经过中亚细亚和新疆一带的、有些今天名义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支、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季羡林认为，佛教从印度向中国传布，共有两条途径，一是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二是印度—中亚小国——中国。
　　无论哪条途径，佛教都是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原传播，而进入中原的第一站就是敦煌。
　　正是有了佛教传播的基础，作为佛教修行和弘扬的主要场所——石窟寺也应运而生。两晋时期，敦煌开始有僧人开崖凿窟，修建寺庙。到唐代，佛教达到了鼎盛，此时敦煌也迎来了它的全盛期。
　　史料记载，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敦煌连续千年造窟，以至于被称为“千佛洞”的莫高窟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融汇了东西方各种异彩纷呈的文化，显示出那个时代中国人雍容的气度、开阔的胸襟和学习精神。
　　如今，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大小十几处石窟群，都分布在敦煌周边的峡谷峭壁上。
　　在近代，使敦煌扬名世界的，不是那里的戈壁大漠，也不是曾经的金戈铁马，而是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化艺术宝藏莫高窟。
　　在中国纷繁的石窟遗存中，敦煌莫高窟保存了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一千多年时间里的雕塑和壁画作品，成为世界佛教艺术的大百科全书。
　　据敦煌研究院介绍，从公元366年起开凿，经历代增修，如今莫高窟保存着十六国、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个朝代的洞窟735个(其中主区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雕像2400余尊，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宝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座。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学的发源地

　　由于藏经洞的发现，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诞生。
　　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
　　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同年9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11月，罗振玉等人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并首先于当年8月下旬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敦煌学在中国的诞生。
　　与此同时，日本、法国等国学者也开始对敦煌文物展开研究，自此敦煌学研究一发不可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
　　1931年，著名学者陈寅恪教授首先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陈寅恪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据敦煌学专家介绍，敦煌学以敦煌石窟艺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为主体，包括敦煌其他遗留文化和相关史料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敦煌学内容十分丰富，除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遗书外，还有古代敦煌郡境内的西千佛洞、榆林窟、五个庙等石窟，以及敦煌地区古代的人文遗址、遗迹、出土文物、地方志，相关的正史、野史、笔记、游记等，内容包罗万象。
　　记者了解到，近百年来，敦煌学研究成果累累。如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在石窟考古、断代分期、壁画内容的考证，各时期壁画艺术风格、制作特点、敦煌历史、宗教与敦煌艺术的关系研究以及音乐舞蹈等方面均有不少突出成绩。对敦煌文书的研究也有一系列成果，开拓出了语言文字、文学、史地、版本文献、民俗、宗教、民族、中西交通等新领域。参照敦煌艺术，甘肃省还创新出现了《丝路花雨》、《千手观音》、《大敦煌》等歌舞剧。
　　另外，对石窟保护的研究近年来也不断拓展。由于我国石窟大多以崖壁为载体，开窟造像，建寺修佛，保护岩体对保护石窟文物具有重要意义。敦煌研究院探索出了石窟保护的一些成果。
　　据敦煌研究院介绍，敦煌研究院探索出了将高模数硅酸钾加固材料渗透到泥质胶结的砂砾岩体和将F粉煤灰灌浆材料灌注到砂砾岩体裂隙的方法，可明显改变砂砾岩的胶结状态，使其具有较强的耐风蚀、雨蚀及抗风化性能。
　　记者了解到，由于效果好，这两种材料在古丝绸之路的砂砾岩石窟加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敦煌研究院李最雄研究员说，我国西北地区砂砾岩石窟岩性干燥、松散、强度低，易遭风蚀、雨蚀，这些材料的研制，不但对保护敦煌石窟遗产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我国西北地区石窟岩体的防风化和岩体加固找到了一条保护途径。
　　千百年来，受风吹雨蚀、环境变化等影响，莫高窟许多壁画出现了病害。为了保护敦煌艺术瑰宝，敦煌研究院经过几十年的试验和总结，成功探索出一套对起甲、变色、脱落等壁画病害进行治理修复的工艺规范，并培养出一批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壁画修复人员。仅在2009年，敦煌研究院除完成敦煌莫高窟大面积的壁画抢救修复外，还承担了西藏布达拉宫等多个文物遗址的壁画保护修复，共修复各类壁画2000多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