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寰球，同此凉热。
本书中英文版出版之际，在与我们遥遥相对的南半球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即将召开联合国环境和发展高峰会议此次联合国环境和发展高峰会议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正好时隔20年，因此也被称作“里约+20”会议。，约有10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云集此地，共同应对人类最大的发展挑战——全球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这标志着世界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上，共同讨论人类发展新的主题——绿色经济联合国环境署：《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面向决策制度的综合报告》，2001。，标志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世界进入绿色发展时代。这是联合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二百多年的工业革命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取得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早已经急剧地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直到1972年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人类才对此作出滞后性的被动回应，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关注环境问题，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全球行动。20年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念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也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人类首次开始共同行动，该议程成为其后20年里全球环境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议程。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由联合国再次召开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不过在人类步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时，我们不禁发现，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日趋恶化。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到来，人类正处在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上，要么人类自觉与自然和谐相处，要么人类被迫受到自然的惩罚。2012年6月的里约热内卢世界首脑会议是决定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一次重要机遇。面对挑战，传统的黑色发展是绝子孙之路，即使是不断子孙之路的可持续发展也不能适应人类新的危机，对于它的修修补补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危机趋势。时代呼唤人类能够在会议中达成共识，要求世界各国尽快开辟一条绿色发展道路，为子孙留下更多更宝贵的生态资产，创造更多更丰富的绿色财富，共同呵护人类唯一的家园。
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呢？除了以上的国际背景之外，还有如下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作为中国学者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2012年6月，联合国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可持续发展全球高峰会”，重点讨论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国际机制等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诸如中国人在想什么？中国人在说什么？中国人在做什么？这就成为我撰写此书的直接原因，要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智慧”，阐述“中国理论”，介绍“中国创新”，表达我们的自然观、发展观和未来观，反映我们对
21世纪生态文明、绿色发展道路的思考、创意和重要观点。因此本书还将由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正式出版多种外文版。
第二个目的是作为中国智库向世界介绍“中国创新”。事实上，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已经率先开始将这一绿色发展的创意、理论和意识转化为国家发展规划、行动纲领和社会实践。在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思想，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是“天人合一”的现代版。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开始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约束性绿色发展指标全部完成，较之“十五”计划有了明显的成效。我本人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十二五”规划背景研究、初稿讨论，对于该规划的设计和创新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亲身见证了中国这一绿色发展宏伟蓝图是如何绘制的，绿色实践行动又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十二五”规划的第六篇，就是以“绿色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题，还分六章专门规划设计。在中国，绿色发展已经不仅是学者的理念、理论家的理论和政治家的口号，而且已经成为绿色发展国家战略、绿色发展宏伟蓝图、绿色发展实施行动，拉开了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的序幕。环顾整个世界，在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这也是独一无二的，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长征——绿色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重要标志。
本书旨在创意在先，理论创新，知识引领，推动中国绿色转型，参与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世界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反映了一场伟大的革新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即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已经到来。这就需要深刻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点。这里我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四次工业革命的演变过程，采用了张培刚先生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即通过启动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发生连续变化”。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70～71页，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不同类型的工业革命的发生，本质上是由于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的改变。受张培刚先生的启发，我将绿色工业革命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发生从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到以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的跃迁过程，绿色生产函数逐步占据支配地位，并普及至整个社会。这一过程的结果是经济发展逐步和自然要素消耗脱钩。这是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最大的不同之处，其本质就是要创新绿色发展道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什么是21世纪的世界潮流呢？就是绿色发展与绿色工业革命。在这场伟大的绿色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的黎明之际，我们不仅要观察和描绘，更要参与其中，需要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的回答是：“中国要从边缘者、跟随者、模仿者变为领导者、引领者、创新者。中国要创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对这个主题进行大胆摸索、深入探究、不断创意。中国和中国学者只有站在世界潮流、时代潮流的最前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人类发展的伟大梦想。
本书的写作是如何完成的呢？一本篇幅十几万字的书稿，但并不厚，但要写成集大成之作和精品之作，绝非朝夕之功，更非轻而易举，需要数十年专注而持续地艰辛探索，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需要创意在先、知识引领。因此我也愿意将创作此书的心得与读者一起分享。
从1985年我开始研究国情与国策，就一直在思考、研究和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它的现代化目标是什么？这些目标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何实现它的现代化目标？参见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这是一个不断认识、反复认识、深入认识的长期过程。从本书的主题酝酿到理论的提炼，再到核心观点的形成，可以说是我花了二十多年持续思考所形成的结果。1987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作为该报告唯一的中国代表马世骏（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物学部主任）回国后立即向我作了介绍，使我深受启发，为此我们在《生存与发展》国情报告（1988年12月）中，首次提出“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所谓保证生存，即保证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所谓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赖以生存满足其需要的生存基础与发展能力构成破坏和障碍，它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这“两个和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解和超越，是第一次中国式创新。根据中国自然国情，我们明确提出中国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生活高消费、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现代化道路，要走“非传统”的即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适度消费、资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胡鞍钢、王毅执笔：《生存与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前者是黑色发展，后者是绿色发展。这是我们最初的“绿色发展”的来源。
次年8月，我和王毅、牛文元又发表了第二份国情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1989年8月）。该报告首次分析了中国“生态赤字”的背景是世界性的七大生态环境问题。报告前瞻性地指出，生态危机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共同危机，需要全人类采取共同行动。报告还提出了基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受日本通产省的“绿色地球计划”的启发，我们也建议制定中国“绿色大地计划”。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于中国生态环境作出总体性评价和趋势性分析。参见中国科学报社编：《国情与决策》，186、199、241~24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2002年我在研究中国林业国情时认识到森林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态资源，也是最重要的国民财富。保护森林、增加林木蓄积量，就等于增加国民财富。为此，我提出了“让天然林休养生息50年”，“中国有可能从‘森林赤字国’较变为‘森林盈余国’；从黑色发展模式转向绿色发展模式，从而根本改变中国长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选择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之路。”胡鞍钢：《让天然林休养生息50年：从森林赤字到森林盈余的重大战略转变》，载《国情报告》（2002年10月27日），2002（93）。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对此文作了批示。这一思想也是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的启发，同时也受到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重大成果所提出的“三生态”原则（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重要启示。
2005年我们在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背景研究中，建议中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参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王亚华执笔：《国情与发展》，17、187~18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建立“两型社会”的建议在“十一五”规划中得到采纳，但还是沿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法。
2010年我们在为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背景研究中，专门区分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并再次建议“十二五”规划以绿色发展为主题，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增加绿色发展指标，使之成为首部绿色发展规划。参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鄢一龙执笔：《中国：走向2015》，130~133、136、154~15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这一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采纳。这也表明，人的认识，不管是对国情的认识，还是对国策的思考，都存在着不确定性、不完全性，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这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到再认识的反复循环过程，从而使得我们的认识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升华为绿色发展理念，使得中国国策从国外借鉴而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升华为自主创新的绿色发展战略。
我的写书方式是“行万里路”，行走中国大地，书写中国创新。本书的写作是基于实地调查研究和国情、省情考察。本书第六章、第七章都是根据我实地调查研究报告与政策咨询报告编写而成的，是基于第一手访谈、第一手资料、第一手数据而形成的结论，同时也给予地方和企业创新绿色发展实践以具体指导。例如：2009年11月17日我应邀参加中共北京市委举办的建设“绿色北京”专家座谈会，由刘淇同志主持，吉林、牛有成等同志参加，我作了《创新绿色北京实践，率先实现绿色现代化》的发言，核心观点是北京虚心学习世界各大城市的成功经验，集成创新、综合创新、自主创新符合北京市情的世界级特大城市的绿色现代化。2010年3月6日北京公布了《“绿色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本市“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绿色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弘扬，宜居的生态环境基本形成，将北京初步建设成为生产清洁化、消费友好化、环境优美化、资源高效化的绿色现代化世界城市”的远景目标。又如，2009年9月、2010年8月、2011年8月我先后三次到黑龙江农垦总局调研，与隋凤富（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同志多次深入交流，也回访了我四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务农的地方（北安管理局二龙山农场），先后写出了《北大荒之路（1947—2047）:从落伍者到领先者》（2010年8月31日）、《再谈北大荒之路》（2011年8月29日），提出了构建世界一流绿色农业现代化企业集团的目标，核心是建立三大体系：绿色农业体系、绿色产业体系、绿色城镇体系。这已经成为黑龙江农垦总局的共识，并制定了旨在绿色发展的五年规划，具体指导他们的绿色创新。北大荒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战略基地，还将是中国最大甚至世界最大的绿色安全食品产业基地，从60年前的“北大荒”到如今的“北大仓”，再到未来的“绿色北大仓”。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知灼见，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毛泽东再三告诫：“注重调查！反对瞎说！”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我的体会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知识创新来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建议权。正是这些中国大地上无数的绿色创新、绿色实践的光明面，大大超过并战胜那些肆意破坏生态、故意污染环境的阴暗面，才使得中国正在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本书写作不只是国内调查，还包括国际之间的交往访问、交流对话，是在一个开放性环境下写作，而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我们需要了解：他人在思考什么？世界在思考什么？世界需要什么？世界希望中国做什么？这些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也必须给予正面的回答。例如，《中国想什么》一书的作者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欧洲外交关系学会会长）花了三年时间，大量走访中国各界代表人物，如实表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又是怎么看世界。2008年他访问过我，在书中还专门介绍了我的“绿色发展”观点。该书的重要结论是：“不了解中国，就无法了解世界政治！”
Mark Leonard, What does China think? Fourth Estate ,18 Feb
20082011年9月12日，我再次会见了马克·伦纳德和他的助手艾利斯·理查德（Alice
Richard），介绍绿色GDP，中国何时才能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等中国和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同日，我又会见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桥爪大三郎教授、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教授宫台真司等，他们正在编写一部《了解中国》的新书，以呈现给日本民众一个真实而简洁的中国形象。我们的谈话同样涉及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也涉及中国对周边地区、亚洲地区和全世界的影响。如何向外国学者介绍迅速变化和转型的中国？如何解释或解读中国？如何展望和预期中国？这都成为我必须客观而理性回答的问题，也促使我必须换位思考，站在整个人类发展的角度上，面对人类的发展危机，共同应对发展挑战，不断扩大发展共同点，准确确定中国在世界的定位和作用，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对人类发展的绿色贡献”。
那么，本书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第一是主题创新。本书的时代主题是绿色发展。从主要国际组织的角度看，都在提出并回答这一时代主题，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共同合作，稳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援助发展中国家增强抵御气候变化之影响的能力，并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使其更全面地从清洁发展机制中受惠。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强调：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人类必须立即行动、共同行动和创新行动，提出构建“气候智能型社会”的设想。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11）》预测，即使世界各国按照哥本哈根大会上的承诺实现新政策，全球气温增加值也很难被控制在2℃以内，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人类发展的“黑色路径”将被锁定，“通往2℃之门正在关闭”，除非选择绿色能源。IEA
,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1, Paris，2011
2011年5月，OECD发布了《OECD绿色增长战略》。该报告对绿色增长的定义是在确保自然资源能够继续为人类幸福提供各种资源和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绿色增长可以通过不断增加生产力和创新，建立新市场挖掘就业机会，增强投资者信心和平衡宏观经济条件等渠道解决经济和环境挑战。OECD
Green Growth Strategy Workshop,Green growth: We Must Propose An Agenda for
Action联合国环境署（UNEP）2011年报告提出了迈向绿色经济的主题。联合国环境署：《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面向决策制定者的综合报告》，2011。不过，上述国际组织的报告都没有抓住时代的主题词和关键词，即绿色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是要“绿色”，不要“发展”。但是对占世界总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没有发展，就没有进步，更谈不上“绿色”；但是发展不是以往的“黑色发展”，而是“绿色发展”，这就包括和涵盖了绿色增长、绿色能源、绿色经济等。因此
“绿色发展”有特定含义：一要发展，二要绿色。这就成为21世纪世界主题词——“绿色发展”。对中国而言，绿色发展本质上就是科学发展，在国内我们称之为“科学发展”，在国际上我们称之为“绿色发展”。因此本书以绿色发展为主题就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既是对当代世界已有的可持续发展的超越，更是对中国已经开始的绿色发展实践的集大成。形象地讲，黑色发展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可持续发展是“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江泽民同志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江泽民：《坚定不移地贯彻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1996年3月10日），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5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绿色发展则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诚如朱镕基同志所言，“青山常在，绿水常流，那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产”（1998年8月31日）。作者并不是否定传统的发展观，而是修正、超越进而创新发展观。
第二是主线创新。本书的历史主线是绿色工业革命。对过去二百多年的世界历史而言，它的主线始终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至少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作者创新性地提出绿色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对这次工业革命的性质给予了清晰界定，准确把握工业革命的实质，就是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大幅度地降低污染排放，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全面脱钩，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以历史视角观察，从工业化角度考察，我清晰地认识到，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中国能赶上这一革命的黎明期、发动期，是不易的，也是万幸的。我首次对中国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清晰界定，这就是发动者、创新者、引领者。
第三是理论创新。本书的理论前沿是绿色发展理论。从它的理论来源看，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智慧、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三大来源的再集成与再创新；从它的系统构成看，就是自然—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与统一；从它的目标看，就是自然系统从生态赤字逐步转向生态盈余，经济系统从增长最大化逐步转向净福利最大化，社会系统从不公平转向公平，由部分人群社会福利最大化转向全体人口社会福利最大化；从认识和衡量财富的角度看，从名义储蓄率到真实储蓄率，再到绿色储蓄率，不仅减少“看不见”的自然损失，还要增加“看得见”的物资资本、绿色投资、人力资本，更要高效率地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从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看，就是具有隧穿效应的绿色创新，具有激励机制的绿色制度安排，具有对外开放、互利互赢的绿色国际合作。
第四是实践创新。本书的实践前沿就是中国绿色发展创新。在中国，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已经形成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最重要的是已经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的主题和约束性指标，成为地方绿色创新的创意和行动方案，成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我们需要用鲜活的事实、生动的“中国案例”来告诉读者，还要告知世界，千千万万的中国“愚公”每天挖山不止一样不停地创造着绿色奇迹，描绘着“最新、最美、最绿”的中国大地。作者试图解读中国绿色发展创新之道，总结成功之经验，为全国所分享，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分享。
第五是目标创意。本书创意性地提出实现“绿色现代化”目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如同“万里长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少到建国100周年之时才能逐步达到目标。进入21世纪的中国，先是大人提前实现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目标，与此同时超越传统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开拓中国绿色现代化新路。正是在继承邓小平战略设想的基础上，作者大胆地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绿色现代化目标及“三步走”设想。
本书以绿色发展为主题，以绿色工业革命为主线，以绿色发展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绿色发展实践为佐证，展现了中国的伟大绿色创新，展望了人类走向绿色文明的光辉前景，设计了中国绿色现代化的目标与蓝图。本书充分表达了一位中国学者的自然观、文明观和发展观。这一自然观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文明观就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绿色文明；发展观就是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观。本书也体现了乐观主义信念，人类的光明面终将战胜黑暗面，人类的能力终将战胜危机与挑战，人类的智慧终将战胜愚昧与无知。
本书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重要选题，旨在提出前瞻性、战略性、重大性国情与国策研究课题。这是一个将研究写作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互动过程。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站在人类发展知识的最前沿是我最大的追求；作为一名清华大学教师，我更加希望把优秀的学生们推向这一最前沿，一同作出知识贡献。这也是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办学理念的启发，该校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为使命，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培养未来的世界领袖。由此我希望，为推动中国和世界绿色发展培养未来的学术领袖、思想领袖。为此，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特意组建研究写作团队，与他们一起围绕绿色发展主题，学习阅读重要文献，查阅各种资料，计算大量数据，边讨论，边修改，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既是课题组，又是研讨班，有所分工，综合研究，充分交流和分享知识、信息和资料，既可以集成知识，又可以再认识、再创新、再写作。这是教书育人、培养高端人才的一个有效办法，效率高、产出高、质量高。最重要的是通过“实战”，使他们晓得如何选题、如何构思、如何研究、如何写作、如何修改，为他们独立研究与写作进行密集而强化性的训练与锻炼。所以本书也是集体之作，包含了他们的创意和创新。其中王亚华副教授协助我组织该项研究，郎晓娟博士和唐啸、杨竺松、王洪川三位博士生参与研究与写作工作，鄢一龙博士协助我对全书各章进行多次修改和编辑工作。此外其他研究人员、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参与了调研工作，他们还将在更专业化的领域围绕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给予具体指导。我相信，他们在应对中国发展难题、人类发展挑战方面大有作为，更有前途。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是积贫积弱、任列强宰割的“老大帝国”，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梁启超先生仍发出：“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梁启超：《自励》，1901。的豪言。21世纪的中国是迅速崛起、伟大复兴的中国，此时的我是“天有多大，心就有多大”。这个“天”就是十几亿中国人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所开创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绿色发展创新与实践，这成为我从事中国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的最大认识来源和创新源泉，促使我不停地日日思考、日日研究、日日写作，不断积累、不断创新。正是有了历史的、中国的、世界的、时代的大舞台，才有了我的“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思想创意、学术创新、知识创造。我愿以此书与中国兴盛同行，与世界同舟共济，也与中外读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