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推动之路。中央是绿色发展的决策者和规划者，地方是绿色发展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企业是绿色发展的主体和创新者，人民是绿色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总而言之，中国十几亿人民是绿色发展历史的真正动力。
　　绿色发展之道源于绿色发展之路，并引领绿色发展之路。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代表着最高智慧和最高准则，如陆九渊所说：“道者，天下万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同时，道又是具体的，道又是可变的。绿色发展是辩证发展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 绿色发展是阴阳对立平衡，相互转化、相互作用之道。
　　所谓中国绿色发展之道，就是中国的治理之道，既包括治理的基本原则，也包括治理的具体方式。我将其概括为“一个大脑”、“两只手”、“两个积极性”、“双重优势”、“两类成本”、 “三大系统”、“五个结合”。
　　中国这一东方巨人，拥有极其睿智的“大脑”。具有学习功能、记忆功能、反应功能、沟通功能、思维功能、决策功能和指挥协调功能。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制，集体调研、集体学习、集体决策，无论从分享决策信息的角度，还是从集中政治智慧的角度，以及凝聚政治共识的角度，都远远优越于所谓的“总统（个人负责）制”。它还是世界上极其特殊材料构成的“大脑”，汲取了几千年来中国文明、文化及民族智慧的精华，拥有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经验教训的历史财富，集中了十几亿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中国的绿色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既是试验大课堂，也是实践大课堂。一旦试验比较成功的话，就会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随着决策机制不断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这一“大脑”也更加健全、更加理性、更加睿智，主观更加符合客观，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政策更加符合民意，使得及时调整纠正小的失误、避免大的失误成为可能，也成为现实。
　　绿色发展由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既要依靠“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自发调节，同样也要依靠“看得见”的政府之手主动调节，两只手共同并用、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同时利用两大优势，发挥两个作用。市场经济点石成金的激励功能，推动了大规模的绿色投资、高速度的绿色创新、繁荣的绿色经济。政府之手的有力干预，加速了黑色经济的退出与淘汰，约束了过度消费、黑色消费，提高了绿色创新、绿色经济的边际效益。
　　绿色发展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绿色创新激励相容，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全党服从中央，地方服从中央；同时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中央是绿色发展的规划者，规划是中国绿色发展的蓝图，是政府履行绿色监管职能的依据，是企业和公众实践绿色发展的依据。地方是绿色发展的实践者，绿色发展“从地方中来”、“再到地方中去”，绿色创新来源于地方，推广到全国，绿色奇迹由地方创造，为全国各地所学习、借鉴、再创新。
　　绿色发展要发挥后发优势和竞争优势双重优势。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发国家，能够更加跨越式地走到技术、制度的前沿。在人类技术与制度进步的历史进程中，西方世界已经先于中国支付了数量巨大的沉没成本（可见或不可见的），这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后发优势，使得中国所选择的绿色发展能够受益于后发地位所带来的蛙跳效应。此外，到目前为止，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已经严重路径依赖并锁定，极难改革和改变。以美国为例，如果要从当前高消费、高排放的黑色发展模式切换到绿色发展模式，势必会造成民众生活水平的刚性下降；而中国由于现有国民平均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所以从传统的黑色发展之路走上绿色发展之路，主要是生产模式方面而不是消费模式方面的选择性跃迁，这一跃迁带给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变化非但不是下降，反而是质量和内涵上的提升。
　　中国还有竞争优势。一是国际上国家之间竞争。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构成一种强有力的绿色发展国际压力，国家竞争会激发领导人和人民的改革愿望。二是国内地方之间竞争。地方之间的绿色发展竞争会对旧的治理理念、旧的发展模式构成挑战，从而迫使领导人、政治家不断地学习、创新和改进。三是市场竞争（也包括国际市场的竞争）。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家和就业者学习绿色生产、绿色发展，参与绿色竞争。四是社会竞争。社会竞争也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迫使各类团体学习、推动绿色发展。这既是中国发展的经验，也是中国绿色发展的基本活力、动力和创造力所在。     绿色发展考虑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两类成本。绿色发展是“可见”与“不可见”之道，绿色发展不但追求可衡量的经济目标和计算可见的经济成本，同时也追求难以衡量的绿色发展目标和计算不可见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自然成本。发展本身不是追求GDP最大化，而是追求人类绿色净福利最大化。人类财富的积累不是依靠名义储蓄率，而是依靠绿色储蓄率。
　　绿色发展是推动三大系统实现“天人互益”的良性循环。发展系统分为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三大系统。黑色发展是三大系统恶性循环的模式，黑色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人类暂时得到发展的同时，背上了沉重的积累性自然债务；反过来，被破坏的大自然又以一种加倍报复的方式，不断冲击与损害着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影响人类的健康和寿命，加剧贫困与不公，自然灾害的频率与规模越来越大，损失越来越严重。
　　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是“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全面转型，跳出“天人对立”、“天人互害”的恶性循环，进入“天人合一”、“天人互益”的良性循环。从黑色增长转向绿色增长，人类从无限度地索取自然到主动地反哺自然，从而使人类的自然账户实现从赤字到盈余的历史性转变，使得大自然母亲得以休养生息，得以保养滋润，焕发出新的不老青春。这又将最终转化为对于人类丰厚的滋养与慷慨的馈赠，使得人类社会拥有更为优美的环境，更为健康长寿的人生，从生态贫困走向生态富裕，同时，也使得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动力，出现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绿色发展体现五个方面的结合：首先是实践和理论的结合。绿色发展的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绿色发展的创新“从地方中来”，“到地方中去”，由地方首创，推广于全国；绿色发展的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并转化为群众奋斗的动力。
　　其次是战略和战术的结合。绿色发展需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指困难或限制因素），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既要有充分的自信，绿色发展终将取代黑色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又要充分清醒地意识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绿色发展既需要集中优势打歼灭战，包括主体功能区的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等，更需要打持久战，持之以恒地爱护自然、保护自然、投资自然，包括举全社会之力推动节能、减排、减碳等行动。
　　第三是将经济社会建设实践中贯彻绿色发展的行动同向人民宣传普及绿色生活、绿色消费观念结合起来，推动绿色现代化和绿色价值观齐头并进，使人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支持绿色改革，投身绿色变革。
　　第四是将坚持独立自主，依托自身力量实现绿色创新同参与绿色转型国际合作、借鉴国际绿色技术成果和制度经验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蛙跳效应，成为绿色世界、全人类绿色发展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
　　第五是将推进绿色改革同维护改革基础结合起来，坚持绿色改革力度、绿色发展速度和社会对发展方式转变的可承受程度的统一，确保绿色改革过程的和谐与稳定。
　　总之，绿色发展之道根本上是依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着一个极其睿智的“大脑”（党中央和国务院），靠“两只手做事”（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靠“两条腿走路”（兼顾工业和非工业、城镇和乡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促进协调发展），发挥“两个积极性”（中央积极性和地方积极性），加之社会主义中国巨大的制度优势和大国优势，这样，中国的绿色发展就有了强劲的发动机。
　　（本文摘自胡鞍钢著《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