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河谷开发、生产和销售铁矿石、球团、镍、铜、铝矾土、氧化铝、铝、钾盐、高岭土、锰、铁合金、钴、铂族金属以及其他贵金属，曾是巴西知名大型国有企业。1997年巴西启动了淡水河谷的私有化进程。图为淡水河谷公司机器开采矿石。

    巴西最近很忙：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这里召开；2014年和2016还将先后主办世界杯和奥运会两大最具国际影响的体育赛事……巴西能获得这些重大活动的主办权，得益于该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11年巴西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20多年前，巴西通货膨胀率曾接近2500%，迫使巴西连续几届政府都把反通胀作为首要任务。1993年底，面对通胀一筹莫展的佛朗哥总统选择才出任外交部长不久的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担任财政部长。卡多佐大刀阔斧实行“雷亚尔计划”，把巴西从恶性通货膨胀泥潭中拉了出来，为日后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奠定基础。1995年，卡多佐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当选巴西总统。1995年至2003年担任总统期内，卡多佐一方面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积极引进外资，另一方面着手进行多项重要社会改革，为巴西成为金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卡多佐总统受巴西最大银行集团亿达富邀请来到中国，《经济参考报》记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位创造巴西经济奇迹的改革者。

　　“雷亚尔计划”遏制通胀立功

　　《经济参考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说过，没有卡多佐，就没有今天的巴西奇迹。这说明您对巴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卓越贡献。您担任巴西总统期间，在国内进行了多项改革，启动巴西迈向经济强国的步伐，为巴西成为金砖国家之一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您领导下开展的“雷亚尔计划”，遏制了巴西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请您谈谈“雷亚尔计划”是在什么情况下出台的，都有哪些内容，对今天巴西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卡多佐：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的恶性通胀像滚雪球一样急速膨胀。1990年开始连续三年以月率80%的速度飙升。80年代末，政府在五年间引入三种新币，全部失败。1992年，佛朗哥总统在半年之内换掉三个财政部长，仍然无法有效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只好把我挪到财政部。我本是个勉强就任的财政部长，不是经济学家，所以在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时，我决定从大局着手。当时，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其实很简单：政府花的比赚的多。当预算年年出现巨大赤字，政府势必要通过印更多的钞票来弥补差额。然而，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你不能只是无限量地印现金，却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来支撑，否则钱就会贬值。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停止花这么多钱。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和外国债权人一直告诉我们要这么做。然而，这个处方有个缺点：它没有考虑巴西问题的规模有多大。1993年，巴西通货膨胀率达到2489%的峰值，接近2500%，这意味着极大的预算赤字。这么庞大的数字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解决。即使国会愿意忍受巨额支出删减，也不可能在砍掉1/4的预算后，隔天还能让政府不停摆，况且国会的反对立场一向最坚决。所以，虽然我们知道重大的支出删减是必要的，也不能只凭支出删减来解决通膨问题。1993年，我们花了数不清的夜晚专心研读经济学课本、随手在黑板上写下方程式来讨论，直到凌晨四点。我召集了一支强大的经济学者队伍，请他们将事情简化。我不断告诉他们：“我是那个必须上电视推销这项计划的可怜虫，所以如果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那么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就在我们针对所有不同的想法进行辩论的同时，物价继续以令人眩晕的速度飙涨；时间正一分一秒地消逝。终于，在1993年12月，我们一起深吸一口气，宣布了一项行动方案。
　　雷亚尔计划有三个主要环节。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会有一种新货币，雷亚尔(real)。这个名字在葡萄牙语中有几种意义，这些意义全都合宜地反映出我们这个计划的意图。其中有一个意义是“皇家”，让这个名称有着一种亘久不变的历史气息。它也意指“真实”，意味着这个货币确实有真实的价值，并获得众人接受。但除了有个漂亮的名字外，这个新货币也有坚实的基础支撑。中央银行将会采取行动，让雷亚尔维持与美元在一定范围内的稳定变动，其作法是以类似货币交易所的制度来买卖巴西的外币存底。打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雷亚尔必须是一种异常强大的货币，以取得巴西人民的信赖。实际上，雷亚尔最后的交易价格甚至比美元还高，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而慢慢贬值。
　　第二，将会有一波巨幅的预算删减，而这将透过一套我们称之为“社会紧急基金”的机制来执行。回头来看，我觉得这个名称有点怪：这和“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是一种“基金”。我想，为了说服国会支持这个想法，一点点命名创意是有必要的。透过这项基金，国会实质让出将近一百五十亿美元指定用途的政府支出控制权，如今改由财政部斟酌决定。这意味着，我现在可以直接控制整个政府预算中大约1/5的资金。换个方式说：我可以随我高兴砍掉支出，借此处理通膨最根本的原因。
　　雷亚尔计划最后一个层面，需要用到一种有点复杂的手法。就其最简单的层次而言，我们需要一套机制，让我们从3000%的通膨缓慢地减速到3%；这不可能一蹴可及。在民众信任新货币之前，必须让他们看到物价慢慢地稳定下来。所以，在雷亚尔实际发行前，我们会要求商店列出两种品项的价格：旧币价格以及即将发行的新币价格。在雷亚尔开始流通前，民众有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它的币值。这也有助于治疗指数化的毛病——我们会用这个新的单位取代所有通膨性契约，然后非常渐进地减缓物价上涨的步调。重点很简单：等到雷亚尔出现在巴西街头的账单和钱币上，人们早已熟悉其稳定的币值。
　　到1994年三月，我们正进行雷亚尔计划的最初几个步骤。那年年中，雷亚尔货币如期发行。继三月和四月45%的月通膨率之后，七月的通膨降到只有2%，那是雷亚尔发行的月份。钱不再贬值，巴西平均工资的购买力在那一年结束前增加了惊人的三成。一如预期，穷人获益最多。突然间，他们能够拥有以前力有未逮的用品，像鸡肉或优格之类的基本用品。同时，中产阶级热衷于现金一次付清的大采购，抢购冰箱、电视和房地产。巴西通膨文化的印记——超市大排长龙、大把一文不值的钞票——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
　　同时，数十年来第一个让人信赖的货币成了我的后盾。我承诺要推行现代化的政策目标，把雷亚尔的稳定特质引入我国经济的每一个环节。日后，我在总统任期内所做的每件事，都直接源自于在竞选期间提出的纲领。我承诺会致力打造出一个融入世界经济且政局稳定的巴西。

　　《经济参考报》：有媒体报道，“雷亚尔计划”能够成功实施与1994年巴西队赢得美国世界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卡多佐：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足球对于巴西人有着特殊的含义。你知道，虽然身处足球王国，但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球迷。1994年，对所有巴西人来说都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巴西足球在20年沉寂之后再次复苏，在我们球队点球战胜意大利，赢得大力神杯的那一刻，足球的胜利让巴西人民似乎看到了自己仍然可以成就伟大的决心。当时巴西国内媒体评论说，“人们预言，这种胜利可以一直贯穿到巴西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经济。”“雷亚尔计划”在升腾的国民信心中推出，从通胀中拯救巴西。
　　你知道世界杯的时候，巴西人离心脏病发作只有毫厘之差。要是输球，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幸亏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

　　公司要发展必经阵痛

　　《经济参考报》：最近一段时间拉美地区发生了两件引人关注的事情。5月1日，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突然宣布对西班牙电网集团所属的玻利维亚国家电网公司实行国有化政策。5月4日，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签署法令，宣布对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控股的阿根廷石油企业YPF公司实施国有化。这两起南美国家外资控股能源企业遭遇强行国有化事件引起国际舆论极大关注，被看作是南美国家国有化一个新高潮。您担任总统期间最让人瞩目的事件就是对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包括像淡水河谷和巴西电信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请您谈谈这个决策过程和改革效果。

　　卡多佐：我们认为，稳定经济的关键在于通过大力削减通胀，创造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巴西投资；与此同时，只有外资的大量流入才能为国内长期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基础。所以，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开始将一些大国有企业私有化，其中也包括了能源和通信这两个“不可触动”的部门。
　　淡水河谷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矿石生产和出口公司，铁矿石产量占到巴西全国总产量的80%。1997年我们启动了淡水河谷的私有化进程，到2002年，私有化正式完成。对淡水河谷的改制曾引起巨大争议，拍卖前后，许多城市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甚至我的前任也加入了反对淡水河谷私有化的行列。首先，淡水河谷并非亏损国企，年均总收入达55亿美元，多年来为巴西的税收和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淡水河谷股份拍卖是将国家主权和国家资源出卖给外国投资者；第三，拍卖价格远远低于淡水河谷的实际资产，据估计，最低拍卖价格和淡水河谷的实际资产相差达20.5亿美元。但实践证明，淡水河谷的改制取得了公正与效率有机结合的良好效果，目前淡水河谷已成为巴西参与全球竞争企业集团中的成功范例，成为巴西企业最具代表性的象征。
　　对私有化的争议，在国家电信公司私有化进程中达到了顶峰。
　　1990年代的巴西电信公司已经证明了在满足人们需求方面的无能，在一个网络和全球业务普及的时代，巴西当时的人均电话拥有量仅为8.4/百人，不仅远不及美国66/百人的普及率，也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把这种落后归结于巴西的贫穷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巴西发展最快的圣保罗区，安装一部电话需要等候两年时间。巴西电信之臃肿低效显而易见。
　　当我们决定利用私有化的机会为巴西电信引入更多资金投入到设备更新和人员配置时，我要一遍遍向公众解释，这一选择最有利于巴西电信，也最有利于大多数巴西人民的。然而，那些担心失业的员工、工会领导、感到自己地位岌岌可危的其他国有公司雇员以及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学者的批评甚至是法律诉讼纷至沓来。
　　1998年7月，当我们宣布出售国家持有的电信公司股份时，法院收到来自社会各个角落多达100多起反对私有化的诉讼。有人认为我是借私有化资金充实自己的口袋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7月29日，当拍卖巴西电信的锤音在里约股票交易所刚刚落下，几百米开外的街道上随即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和对抗，上千人打着“拒绝外国资本”的旗帜参与其中。
　　全球因跨国公司而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能够很好地掌控这些跨国公司为自己所用的国家，会相应的繁荣起来。巴西的私有化成果毋庸置疑：淡水河谷公司和巴西电信公司的私有化，分别帮助国家转移了公共债务，并带来了189亿美元的收益；1999年，淡水河谷即实现了约13亿美元的赢利，是未私有化之前利润额的四倍；巴西电信也在1998年当年进行重组，分三个地区分别进行私有化经营。
　　从封闭到开放，这是一个困难的历程，在一个全球化环境下竞争，意味着付出的代价将比以往更大。如果我们能够忍受短暂的痛苦，今后获得的长期利益将是巨大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参考报》：今天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以上，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阶段，虽然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进入这一阶段后开始停滞不前，甚至陷入衰退，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走进“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在上世纪80年代也经历了“失去的10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逐渐走出这个阶段，请您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谈谈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和变化，避免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卡多佐：巴西能够从“中等收入陷阱”中爬出来，主要因为我们致力于培育一个有稳定收入、体面工作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收入群体。在过去20年里，我和我的继任者们通过一系列具有延续性的教育、就业和以减贫为重心的经济社会政策，让越来越多的人慢慢变得富有。我的继任者(卢拉)在八年间推行的多项旨在改善民生的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如“零饥饿计划”和“家庭补助金计划”等，让不少穷人分享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果实。当然，我当总统时期，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削减外债等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抗风险能力的宏观经济政策，我的继任者在这些政策上延续了我的思路。
　　上世纪90年代，许多穷人家孩子第一次有了走进学堂的机会。到本世纪的头10年，这些孩子离开学校步上就业岗位，成为巴西劳动者群体中的新生力量，也引领各自家庭走上致富之路。世界经济在2008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走在快速发展轨道上，巴西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时间段发展自己，各项经济和社保政策体现了政府的责任心，而且大多得到了切实贯彻。多种因素的结合，带来了今天中等收入者的兴盛局面。
　　中产收入者壮大的直接好处是，可以拉动国内消费。去年，巴西家庭消费总额达到2.34万亿雷亚尔，占当年GDP的61%。据预测，这个数字在2015年将超过2.82万亿雷亚尔，占GDP比重也将上升到63%，其中中产阶级家庭消费额将达1.46万亿雷亚尔，超过高收入和中高收入两个阶层消费的总和。
　　虽然社会在进步，但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为此，我们今后将大力完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不遗余力地提高人民尤其是贫苦人群的生活水平。

　　中巴合作空间巨大

　　《经济参考报》：中巴同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同为金砖国家。在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黯淡的大背景下，双方除在矿产和能源方面有密切合作之外，未来在其它领域合作的潜能和空间有多大？

　　卡多佐：中国和巴西有很多相似点，比如国家面积比较大，经济增长快，出口较大，对全球的金融格局和自由贸易都有自主权等。不过，两国也有很多不同点。在经济贡献上，内需市场对巴西的经济贡献较大，而中国是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较大。中国是巴西非常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除矿产和能源，中巴合作领域非常多，比如食品等。未来，我们希望中巴之间有更多资本、金融方面的合作。中国有很多盈余储蓄，可以考虑向巴西输入更多资本，并获得更丰富的投资回报率。
　　当然，中国企业在巴西投资可能会遇到在其它国家遇到的同样问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太大，在当地的投资力度也较大，这将对当地企业产生竞争。不过巴西政府认为，巴西变得越来越成熟和强大，适当的市场开发和竞争对巴西的发展也有好处。另外，部分来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是国有企业，很多国家会认为这是政府投资，而不是企业投资，会产生一些担心和摩擦，这就需要谈判。
　　过去两年，中国在巴西的投资高达400亿美元，数额非常大，增长速度也很快。中国对巴西非常有吸引力，对中国投资我们没有负面看法，希望开展广泛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