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能够有效分散原保险公司风险。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江苏、四川、吉林等地采访中发现，各地缺乏再保险主体，使农业再保险业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人保财险四川省泸州市分公司总经理王敏说，当地保险经营机构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农业保险条款、费率由四川省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制定。农业保险营运费用由市政府核定，并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成本中列支，保险经营机构按保费收入的40%安排再保险。
　　然而，即使建立了这样的再保险机制，由于专门的农业再保险主体缺位，农险公司实际上依然面临高风险，一旦发生巨灾，农保公司难以独立承担赔偿责任。

　　拖欠保费现象普遍

　　一些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因而支持农业保险积极性不高。以吉林省为例，目前，农业保险试点采取中央、省、县和农民共担保费的办法，其中县级财政承担15%的补贴，这对于吉林省众多的农业大县来说，财政都很难吃得消，农作物参保面积越大，财政的补贴压力越大。有的一年只有二三个亿财政收入的县市，要一下子拿出上千万资金补贴农业保险很吃力，长此以往难以承受。
　　安华保险吉林公主岭分公司副总经理朱国学说，群众对经济作物的参保热情很高，但是目前还没有开展经济作物的农业保险，因为一旦受灾，基层财政配套压力非常大。比如西瓜一公顷地效益在五六万元左右，即使保成本也要1万元左右。经济作物的风险比例大，最低也要20%，这就要2000元保费，老百姓自己交400元，剩下的1600元各级财政应该纳入配套规划。但县市一级15%的比例也很难承担。
　　保费收缴困难也是各地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江苏淮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吴振华说，政策性农业保险规定农民自愿投保，客观上受村组统一投保的要求，有些主观不愿意又不得不参加的农民，就在保费缴纳时消极拖延甚至干脆不缴。尤其是有的多年没有出险或出险没有赔款的农民，再缴费时抵触情绪很大。
　　吴振华说：“农业保险的季节性很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统一完成，一些村组干部在部分保费难以收取又迫于完成参保任务的情况下，只得自己先行垫付，对垫付中无法收回的部分，又容易衍生出灾后赔付时与被垫费者之间收益不清的问题，反而影响了干群关系，甚至社会稳定。”

　　“封顶赔付”农民不满

　　无锡市惠山区农林局局长陆惠东介绍，当地农业保险理赔实行的是“超赔封顶”，即惠山区当年农业保险单一险种赔偿总额在当年该险种保费总额(包括各级政府补贴和农户自缴的保费总和)5倍以上部分，惠山区政府及承保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具体到农户的赔偿上，也存在“封顶赔付”的情况。安华保险公主岭分公司副总经理朱国学介绍，现在一头能繁母猪3000元，死了以后按照“封顶赔付”，只赔偿1000元。即使2007年最高的时候，也只赔2000元。然而，目前市场上普通母猪一头猪能卖3000元，这个保额与之相比就比较低了。
　　他说，“很多老百姓一看母猪得病快不行了，马上就杀了卖了，由于物价上涨，一般能卖2000多元。”食品安全没有管理好，病死肉都上市了。
　　公主岭市朝阳坡镇中央堡村村书记刘义说，一公顷玉米绝收以后赔付3000元，然而这是按照5年前的两家水平定的标准了，现在玉米价格、种植成本都在上涨，这个赔偿标准还是没有改变。
　　“起赔标准过高”也使得政策性农业保险这一惠农政策难以让农民满意。朝阳坡镇经营管理站站长姜守明说，在赔付标准上，当地规定种植业损失三成以下的免赔，使很多轻度受灾的农户得不到赔偿，降低了参保积极性，建议放宽这一标准，使更多农户享受到惠农政策。
　　朱国学告诉记者：“现在的低保额，但难以完全满足农民需求，农民积极性不高，业务也难进一步开展。我们想要调高保额，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但又害怕风险太高，种植养殖业受气候、疫情等影响波动特别大，所以保额标准不能太高，结果企业陷入了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