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新产业园区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硬件设施都有质的飞跃。《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中西部与沿海发达地区，各地国家级高新区从“形象”上看没有太大差距。但很多园区和企业都反映，当前中国高新区普遍存在对顶尖人才的紧缺和渴求，面临着“筑好了巢，却还引不来凤”的尴尬。

　　“拉关系”、“跑项目”消耗人才精力

　　武汉归国创业的博士李霁说，我和一些同学带着技术回国，在一些高新区却遇上了“拉不了关系就跑不了项目”的烦恼。“现在，东湖高新区推行一站式服务，办企业相关程序的效率确实高多了。但这只是起步阶段，一旦到了产品研发阶段，往往是1/3的时间跑课题，1/3的时间跑部门，1/3的时间还要跑市场，哪能集中精力做研发？”

　　顶尖人才引不进、留不住，政策因素有很大关系。医学生物物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坦言，10多年科研创新历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不是被技术瓶颈，而是被政策难倒。以医疗行业为例，自主创新产品面临的很多政策问题，已经不是在省和市这一级能协调解决的。研发出来的创新产品，在国家医疗器械物价指导目录上根本没有名字，也无法定价，企业必须到每个城市一家一家说服医院、报物价、提供材料，每个城市都这么跑，个人精力怎么顾得上再搞研发？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程斌武认为，对待专业技术人才，不可能要求他们也具有企业家一样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如果政府能提供一个机构，专门解答并解决引进技术的相关政策问题，特别是市场、融资、财税等方面的问题，企业有了疑惑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就会避免许多项尖人才宝贵的精力和时间被“拉关系”、“跑项目”白白消耗。
　
  　引进人才要有灵活机制

　　美籍华人企业家曾宪章是第一批在美国硅谷成功创业的华人，他创立的全友电脑(Microtek)在扫描仪全球市场占有率很高。目前，曾宪章担任天津、成都、扬州等多个城市的科技顾问。曾宪章认为，现在中国不少高新区引进人才只是来一年就走掉，或者只挂个名，这不叫引进人才。经济崛起，你要让人才，特别是跨国大企业的CEO能在你的地盘住下来。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由一批长期从事特种光纤及应用技术研究的海归学者和国内科技人员所创办。这家负责人坦言，引进人才首先要做好夫人的工作。现在高新区许多企业在引进人才方面都面临“高层家人带不来、中层家人不让来”的尴尬，一个城市的整体感觉没有人居吸引力，企业就很难吸引真正稀缺的人才。
　　位于湖南湘潭高新区内的崇德公司副总经理曹建奇说，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才瓶颈，专业性人才很难吸引，一些关键技术的人才长期不到位，使预期发展目标受阻。与此同时，企业人力成本持续增加，每年上30%，再加上高新区配套生态环境不够完善，房价上升幅度却在加快，劳资矛盾开始趋增。
　　武汉光谷战略研究院院长王建群分析说，当前高新区引进人才要有灵活的机制，不同层次人才用不同的办法。像对有世界影响的产业领军人物，留下来不等于住下来，而是希望他一年中大部分精力是为当地高新区的产业培育和技术研究服务的，要为他提供一流的生活环境和“特别通行证”；对高端人才，即企业CEO、企业研发团队领头人等，这些是具体落实的人，要为他们打造宜居文化；对实用人才，研发和生产方面的工程师为主，要提供生活方便，如廉租房等。

　　建立高效而专业的创业平台已是当务之急

　　湖南湘潭高新区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主任贺树峰说，相对沿海发达地区的高新区而言，内陆省份高新园最缺的就是综合性技术服务平台。以湘潭高新为例，其主导产业是现代电机与控制，包括风电、矿山装备、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和新能源汽车等，这样的研发平台需要大量公共投入，但在湘潭就很困难。目前，国家对中西部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投入还不够均衡。也就是说，许多专利在我这里孵化毕业后，往往到沿海高新区去转化更容易实现。

　　管理科学专家、国务院参事冯之浚提出，高新区未来发展要突出一个“转”字，即转制、转轨、转型，也就是要把政府职能中应该还给市场的还给市场，“宽汤下面，活水放鱼”，走一条从制度上吸引人的道路，要在体制保障上作出突破。他建议，国内高新区未来规划要考虑缩小政府的指令，扩大对环境的塑造，不用管得太细，管得太多就容易造成钱权结合，压抑了民间科技力量的活力。优化和创新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生活环境，筑好了“巢”，何愁会引不来“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