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风险挑战增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1年11月9日在北京国际金融论坛讲话时警告说，全世界面临“前途未卜且金融动荡”局面的风险，除非各国共同采取行动，抵御发展所遇到的挑战，全球经济有出现“失去的十年”的风险。各国期待一次新的经济学革命，在有效经济理论指引下，重振世界经济。
　　在科技革命、经济学革命和管理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英国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专著中介绍世界人口，公元0年为2.3亿，公元1000年为2.68亿，1820年达到10.41亿，1998年达到59.08亿。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公元1000-1820年为0.2%；在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下，19世纪为1%；在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下，20世纪达到3%。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2008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报》发表题为《市场经济与财富》的文章援引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显示，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全球97%的财富是在1750年以后的250年即0.01%的时间创造的。即使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全球财富仍在增加。瑞信研究院2011年10月19日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全球财富总值已由2010年1月的203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6月的231万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将增长50%，达到345万亿美元。
　　在人口增加、经济增速加快和财富越来越多的过程中，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主要是经济增速和资源瓶颈、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大型城市和中小城市、利用外资和利好内资、海外市场和扩大内需、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财富增加和分配不公以及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等十大关系越来越不协调，其中特别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往往顾此失彼、难以相辅相成。近现代西方经济发展史显示，自由放任主义曾长期占主导地位，即使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特殊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也顽强抵制宏观干预。日本《中央公论》月刊2011年11月号刊登日本国际基督大学客座教授岩井克人题为《与自由放任主义诀别》的文章指出，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就是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来同时提高效益和稳定。他们认为：当出现商品不足时，市场就会涨价，企业就会增产，消费者社会制约购买，从而使供求关系自动地得到调整；这样一来，资源就会自动实现有效配置；因此，只要市场能够顺利运转，类似恐慌的那种“不稳定”状态就会消除。在2003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甚至高调宣称，“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2004年，现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也宣称，“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大稳定时代”。然而，仅仅几年之后的现实却全面否定了这些高论。世界经济不仅没有进入什么“大稳定时代”，反而陷入了“大不稳定”的旋涡。岩井克人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的敌人，或者说自由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放任主义。我们必须首先与那种所谓‘资本主义越纯粹其经济效益和稳定性就越高’的自由放任主义诀别，在此基础上才能摸索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
　　英国《卫报》2011年10月10日的文章介绍，自1968年以来，那些传播“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把持诺贝尔经济学奖。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诺贝尔委员会一直支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他们关于“纯粹市场”的研究，以自由市场获得经济平衡的理论合乎他们的口味。如今看来，诺贝尔委员会改变了以往的风格，连续两年颁奖给主张经济干预的经济学家。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德·戴蒙德、美国西北大学的戴尔·莫滕森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他们力图研究一种理论用以解释为何有大量空余岗位时还会出现许多人失业。皮萨里德斯获奖后随即开始批评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速度过快，增加居民就业至关重要。文章认为，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主义者的一种抵制或抛弃，两位研究央行和政府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经济学家获奖或许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调控思想和干预资本主义的一次胜利。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萨金特和西姆斯的颁奖词指出，萨金特展示了“结构宏观经济学”如何被用来分析经济政策的长期挑战，而西姆斯则发展了一种分析经济如何受政策临时变化的影响的方法，譬如利率的提高。“今天，萨金特与西姆斯研究出的方法已成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颁奖词还指出，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解决诸如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如何受临时加息或减税的影响问题上研究出了方法。
　　关于结构经济学，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一期发表题为《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的文章认为，就相似性而言，“新”与“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基础，并且都承认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发展阶段向较高阶段提升时所起的积极作用。然而，就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从2009年初开始，林毅夫试图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并选择以“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进行新的学术概括和梳理。《财经》杂志2011年11月7日总第325期刊登林毅夫接受该刊特派记者张燕冬采访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林毅夫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即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
　　自2008年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缓解主权债务风险或危机以及大规模介入经济调控。美国《时代》杂志2011年10月10日一期载文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认知正在重构，甚至一些具有市场倾向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
　　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治家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智慧探索出市场与政府协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辅相成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持续健康发展。一次新的经济学革命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