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这是一个迅猛发展不断创新的现代都市，这是一座崭新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但在许多人的意识里，作为新兴城市的石家庄，似乎文化积淀甚浅。而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则用四个词总结了这座城市的本质性特点：千年古郡，百年城市，四十年省会，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这座城市一如她的名字——纯真朴实、内敛严肃。让我们回溯过往，去触摸这片土地上绵延不息的文明之光和她不屈不挠的发展之路。
千年古郡 地灵人杰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先商文明肇兴之地，中国蚕桑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东垣故城到常山郡治，从石邑故城到闻名中外的真定府城，百代故城的千年兴废，一直环石家庄近郊变迁。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石家庄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这里历来是河朔重镇、中原屏障，守护着广袤而柔软的中原腹地；这里更是文明渊薮、千年古郡，不仅深刻影响着华夏文明的进程，更以其独特鲜明的个性散发着迷人的神采。
石家庄区域内的井陉县业已发现的旧石器中期古人类的遗址，足可证明这片土地的人类史可以追溯到30万年前。考古学家还证明这里是商民族祖先的发祥地。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到此平定了异姓王叛乱，敕令改东垣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北宋庆历年间，真定府为河北西路首府，是路、府、县三级政权治所。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曾出任河北西路都指挥使。清朝雍正皇帝即位后，因避其名讳(胤禛)，改真定为正定。如今，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保存着隆兴寺、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开元寺钟楼等八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赵州桥和苍岩山更是堪称一方名胜。收入小学课本的大科学家茅以升的一篇介绍赵州桥的文章，让这座全世界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千年单拱敞肩古桥闻名中外。
在汉代，封龙山因常山国的设置而成为教育发达之区，五代时期，随着书院的肇始，封龙山遂成为河北书院的发祥地。在元代，因数学大师李冶主讲，封龙书院进入鼎盛时期，奠定了其在中国教育史和科技史上的地位。
在石家庄区域中，文官武将和士人学者灿若群星，在中国历史的推进中功绩卓然。春秋先有栾书使晋国称霸于诸侯，后有董安于巡守石邑，成为河北历史上第一位郡守；秦汉有赵佗开发岭南，在祖国统一史和传播中原文化上首开先河；三国有赵云辅佐蜀汉，鼎立天下；唐代不仅有诤臣魏征，还有李德裕和李吉甫等名相辅臣；宋元既有在世界上率先创立代数学的科学家李冶，更诞生了一批元曲名家；明代有梁梦龙以兵部尚书总督辽东，又有赵南星以东林党开一代士风。
历史上，石家庄是中原腹地的屏障，是游牧和农耕文明的交界地带，战争频仍，民族迁徙和融合一直以各种形式进行。因此，在中国的地域文化中，石家庄区域既不是最粗犷最辽远的，也不是最深邃最温婉的，但却是最忠义最包容的。这彰显在地域人物上的性格就是尚武血性、忠诚悲壮和慷慨宽容。
真定人赵佗，奉秦始皇令征岭南，后自立为南越武王。在祖国统一史上，赵佗最早在香港、澳门以及岭南地区建立政权，是最早把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传播到岭南的伟大先驱。唐天宝末年，安禄山起兵反叛，常山太守颜杲卿马上传檄各郡县讨逆，数日内十五郡归顺朝廷。安禄山派史思明攻破真定城，将颜杲卿押解至洛阳。颜杲卿大骂安禄山，直至殉国。
“贞观之治”是中华大一统国家政权史上的盛世之治，巨鹿下曲阳人(今石家庄晋州)魏征乃贞观诤臣。唐太宗即位初，魏征敢于犯言直谏，即使在太宗大怒之际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魏征死后，太宗临朝叹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曾保此三镜，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镜亡矣。”
百年城市 见证历史沧桑
历史那一曲曲华彩乐章，穿越时空，照亮未来。而石家庄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被称为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作为城市的石家庄，其出现、发展与壮大，是偶然的机遇，更是历史的选择。
据有关史料分析，石家庄村创于明初，原是真定卫的军屯和官庄。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废除卫所军屯制，石家庄才成为隶属真定府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真定城隔滹沱河相望。20世纪初叶，石家庄还是获鹿县辖下的一个小村，那时的获鹿就是通燕赵、连三晋的货物集散地，素有“日进斗金的旱码头”之称，但它的历史使命很快被石家庄取代。
由于历史机缘，1902年，由法国和比利时投资兴建的卢汉(京汉)铁路修到了石家庄，并在石家庄设立了车站，因石家庄名气不大，以相距不远的振头镇命名，叫振头站。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特别是正定名人汪士祯因担心风水被破坏的极力阻挡，将正太铁路起点由正定改为振头站。历史的事变如万花筒，让世人应接不暇。1907年10月，正太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使石家庄村东一举成为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的交汇处，而由此带来了一个区域在世纪之初的重大变故，一个乡野小村被隆隆的车轮托起，使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南移，先取代正定，后取代保定，成为控燕京南门、扼冀晋咽喉、连齐鲁中原的华北重镇。
正太路起点南移，是石家庄由乡村向城市化迈进的诱因，真正起基础作用的因素，还是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伴随铁路线的通车，一批近代工业相继兴办，其中包括：在石家庄村东创建的正太总机厂(今石家庄车辆厂前身)、大兴纱厂即石家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井陉矿和正丰矿等。近代大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中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1920年在铁路以东建造石沧路场子，同时，平和轧棉公司、万华肥皂公司等企业也在铁路东兴起。随之，大批农村人口向石家庄集中。到1930年，仅产业工人就达1.6万人，大大促进了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城市建制酝酿创立的时期。192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令，批准直隶省属11个城镇自7月1日起实行市自治制，其中“石家庄市”“以石家庄为其区域”。但是，由于石家庄村及周围工商业人口不足，所以，获鹿县决定把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在内，使这个新市镇的人口达33077人。经过多方协商，以石家庄与休门两个村村名中各取一个字，称为“石门市”。同年8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指令第12713号，批准“将直隶省石家庄、休门两市合并，更名为石门市，以符名实。”这时的“石门市”，与“获鹿市”，“正定市”等实行市自治制的城镇一样，不过是一种小城镇的管理模式。1928年，中国开始将“市”作为一种行政建制。南京民国政府颁发了《普通市组织法大纲》和《特别市组织法大纲》，规定了设立普通市和特别市的条件。审批程序，开创了中国市级建制的先河。
虽然此时石门设市未成，但并未阻挡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大批农村人口向石门集中，或充实产业工人队伍，或从事商业，服务业，或经营小作坊手工业。1933年7月，石门总工商户约230余家(包括银行，钱庄、工商企业)。随着交通地位的提高，电信、邮政事业也不断发展。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石门的社会管理机关也不断增加，政法方面有石门地方法院，石门地方检察院、石门特种公安局；税务方面有石家庄统税管理所、石门区税务征收专局、石门屠宰检验税局，西南区矿产税务局，河北第九区烟酒稽征分局、获鹿县汕饼花籽牙税征收所等等。与此同时，驻石门的军队、宪兵及各类行政机关、军政、商税各界官员、随员不断扩充，人口不断增长，到1937年6月石门总人口已达72100多人。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交通地位来看，石家庄已经取代了获鹿城作为晋冀两省之间物资集散地的地位，并且正在取代正定城逐步成为这一地区内交通、邮政、通讯中心。
石门市自治决策的实施，导致了石家庄交通地位的变化，也成为新城市崛起的先导因素。
1937年10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石门。他们十分看重石门的交通地位，采取一系列手段，把石门培植成他们长期侵占华北的军事基地。一方面大量增加兵力，拓展城市规模，强化城市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在这里扶植傀儡政权，1938年1月15日扶植设立了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1939年伪河北省公署呈文给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称：“石门地当冲要，居京汉路中枢，正大路起点，物产集中，工商荟萃，人口虽不足三十万，而政治，经济具有特殊情形，拟请准予设市”。同年10月7日王克敏签发《行政委员会指令(秘字第1027号)》，批准石门设市。
1941年，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建成通车，将京汉铁路与津浦铁路连接起来，使石家庄的交通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事实上，日伪时期的石门市，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已经远远高于正定城，而成为这一地区新兴的中心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活动在正定、获鹿等周围各县，不断地对石门日伪政权进行打击，所以，石门市只是一个侵略者控制下的军事重镇，在行政，区域管理、经济辐射和文化影响等方面还不具备中心城市的属性。
1947年l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在石门市建立了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人民政权。同年12月26日，石门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将石门市更名为石家庄市。同时，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标志着其政治中心地位的初步确立。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石家庄专区所在地，管辖正定，获鹿等17个县，从此，真正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同时在经济辐射、文化影响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彻底取代了正定城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石家庄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
开天辟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部战争影片《解放石家庄》，许多人至今还记得其中惊心动魄的硝烟故事。解放战争时期，被我军攻克的比石家庄有名的大城市多得很，但为什么偏偏要拍石家庄。原因只有一个——石家庄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只有解放石家庄，整个华北解放区才能连成一片，全国解放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这是一片辉煌的土地。在距离战国中山国国都遗址不远的滹沱河畔，一代伟人毛泽东和战友指点江山，激昂华夏，西柏坡成为新中国的发祥地和民族希望的播撒源。作为开国第一城，“红色文化”将石家庄区域的历史贡献推上巅峰。
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帷幕，中央工委自陕北东移，在晋察冀开始定址，背依太行山、环抱滹沱河的平山县西柏坡被选中，被毛泽东誉为“理想的总指挥所”。1947年，中央工委移驻西柏坡，受党中央的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展开。1947年年底，石家庄解放，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夺取大城市的创例”。1948年5月，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分别一年后会合于此。
在之后的十个月间，西柏坡这个距离战国中山国国都遗址不远的小山村，风云际会，以一种近乎神奇的方式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提出了“两个务必”，随后陆续绘就新中国蓝图。
而英雄的城市石家庄，作为新中国城市管理试验田，见证并写下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张《人民日报》在这里创办；第一张人民币在这里诞生……特别是1948年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标志着这座城市在新中国创立的伟大事业中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
四十年河北省会 谱写历史新篇章
1949年7月，冀东、冀中、冀南三区撤销，恢复河北省建制。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先后成立，省会设在保定市。不论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还是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来看，保定市做省会有先天条件。但历史的变幻，总是让人难以捉摸。19年间，省会这顶帽子，保定市戴了摘，摘了戴，戴了又摘，并最终花落石家庄，让保定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变得多少有些落寞。
1957年9月至10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盲目的“超英赶美”，致使浮夸风盛行。当时，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北，在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工业现状难以满足大跃进的需要。1958年2月，曾经是中央直辖市的天津市划入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北看到了契机。天津市有着雄厚的工商业基础，仅其所有的六大棉纺厂的职工都在几千到万人以上，而河北省的工业情况就要差很多，像石家庄大兴纱厂、高阳织布厂以及泊头火柴厂这样的工厂都能算得上是大企业。河北希望通过将省会搬迁到天津市，实现工业带动农业，进而全面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河北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
1964年，中国周边形势有点紧张。中共中央在讨论“三五”计划时，毛泽东提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一二三线，依据我国地理区域划分，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显然，天津作为东部沿海的一线城市，已经不具备省会条件。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全国从一线搬迁到三线的工厂约有400个。因为这个原因，1966年5月河北省会搬回保定。
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工作因为保定市的乱局，迟迟没有进展。到1967年底，华北五省市中的山西、北京、内蒙古、天津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单单河北省落在了后面。河北省要想成立革命委员会，只能离开保定。
除保定外，河北省可选的城市有石家庄、唐山、张家口、邯郸、邢台、承德。其中，唐山、张家口和石家庄在当时算得上是大城市。而最终选择石家庄则是因为：“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后，人民日报照例发表了社论，标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
从此，这个在许多人眼里不起眼的城市正式成为河北省会，迎来了她发展史上最为耀眼的时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文化品位不断提升。这座见证了新中国第一缕曙光的城市，作为只有40多年省会的石家庄，抖擞精神，将续写更加灿烂的文明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