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郑章林资本主义尾巴越长越长，不割不得了；有的则认为，郑章林利用自己一技之长开成衣店，有利社会，是可以允许的。”1982年，合肥市郊区蜀山公社社员郑章林因雇工经营成衣店而备受争议。
　　然而，摘自《社员郑章林雇工开成衣店引起争论》(原载于1982年12月20日《经济参考报》2版头条)的这句话映射的不只是针对郑章林一人的争论。从引发全社会大讨论的导火索“广东陈志雄承包鱼塘”到雇工12人的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久”，从“瑞金两名工人雇工办养鸡场”到“四川王兴仁雇工经营是否劳动致富”……对于走出“文革”不久，刚刚迈进改革开放阶段的中国来说，“雇工问题”再次触动了全社会的敏感神经。一时间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这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场著名争论之一。
　　自1956年中国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雇工”几乎在中国绝迹，“雇工即是剥削”也一直是人们的固有认识。然而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产生，于是“雇工问题”日益显现。在这场讨论初期，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推出这样一种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尽管有了“七上八下”的标准，但关于陈志雄“雇工”行为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当时有三种意见，一种是认为雇工经营必然有剥削，社会主义不能允许；还有一种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改变，应该积极支持；第三种则认为，可以允许雇工现象的存在，但要加以限制。
　　在迟迟未有定论的这场争论中，也有个体户用了一些“小花招”来规避争论。1983年1月11日《经济参考报》头版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请经济学家解答这个怪事》。故事的主人公是陕西蒲城县“砖瓦窑承包户”刘宝成，他看到别人雇工做砖坯被说成剥削，于是就改为收购砖坯，将雇佣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样一来，谁也不说我雇人，更没有人说我剥削。”
　　1982年，由邓小平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对雇工大户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的方针；1983年，中央针对社会上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行为给出了“三不”原则，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1984年10月，在邓小平指出“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之后，关于雇工问题的争论逐渐平息。1987年，中央取消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并给出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
　　事实上，除了“雇工问题”的争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在中国私营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过程中还有过“社”“资”之争、“公”“私”之争、能否入党之争、“原罪”之争，这四次类似的大争论，每一次都在私营经济成长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不允许到观察再到允许、引导、鼓励支持，中国私营经济在不断的争论中向前迈进。时至今日，私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