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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时的商船船长拥有独裁的权力，他们当中有些人滥用这种权力并且不会受到任何制裁。与此相反，海盗们却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领袖”的，并且他们会对所有影响到团队成员的重大事情进行投票。这种重大区别让海盗们得以建立起一个民主制衡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则让船长更为可靠并且削弱了船长对船上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控制。如果争夺某个职位的候选人已经只剩下4个了，其中一位候选人的狂热支持者发表了一番重要演说，他对着选民演讲，恳求他的同胞选民们选举这样一位领袖：看来只有他的专业知识和勇气最能护卫我们这个集体，并且能为我们抵挡危险和各种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暴风雨以及混乱无序状态所带来的致命后果，而我认为，只有罗伯特是这样的一位领袖。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在每个方面都值得你们尊敬和拥护的伙伴！你认为这番演说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的？你可能会猜，这是某次总统竞选巡回旅程中的事，或者这描述的是选举开始前几个月里某次国会大会的情景。
如果你按着上述思路去猜的话，那你就错了。上面的演说与合法职位无关。这一名副其实的民主景象发生在18世纪一艘名为“皇家浪者”（Royal
Rover）的海盗船上。船员丹尼斯“爵士”（Dennis）发表了这番演讲，鼓动那些与他狼狈为奸的同伴们选举恶名远扬的巴沙洛缪·罗伯茨为他们的船长。事实证明，丹尼斯是个高效的竞选活动人，“除了辛普森‘爵士’（Sympson）外，所有人都对他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辛普森‘爵士’是其中一个竞选船长之位的候选人，“他暗暗盼着自己能被选上”，但船员们最终选举了罗伯茨为他们的新领袖。如果这和其他海盗选举没什么不同的话，那罗伯茨在接下来的胜选庆典中将会接获为数不少的“拳头”，少不了还有大量的渎神粗话，以及一起举杯共庆并宣称“与全世界为敌”。“然后会在周围鸣枪庆祝，枪声四起”之时，人群会以“三轮欢呼向新船长致敬”。这种民主模式不仅在各地的海盗船上得以施行，而且这种模式的施行比大陆议会通过《独立宣言》还要早了半个多世纪，只是比英国君主最后一次拒绝发出“御准”晚了十年多一点点的时间。这样想来，一切确实非同凡响！海盗民主让海盗们享受着不受限制的权利，让他们在社团领袖的选举中享有发言权；比起让英国得以实现类似成就的1868年的《第二改革法案》（Second
Reform Act of 1868），海盗们在这方面先行了将近150年。除此之外，
海盗民主并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举手表决”。海盗们建立了民主，并且在一个更为精巧复杂的制度化分权体系之下施行民主。海盗组织同样也比17世纪和18世纪时的各国政府更早施行了制度化分权。以法国为例，直到1789年前，他们都没经历过这样的分权。而在西班牙，分权制度直到1812年时方才出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盗们至少在此前一个世纪就在他们的船上拥有了分立的民主“政体”了。而且我们还有证据这样说，在英国正式实施类似制度之前，海盗们就已经先于他们实现了权力制衡。英国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前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分权。然而，在比英国《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签署早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西印度海盗就已经像他们的后辈海盗那样，采用了一个即使说不上是完全一样但起码也是非常相似的民主分权体系，并让权力制衡得以执行到位。
当然了，这不是说海盗帮派是最早的民主化组织或者分权组织，最早的民主诞生在古雅典。而且，就在西印度海盗开始聚居于托尔图加岛（Tortuga）时，新英格兰各个殖民地也开始试着建立他们自己的民主政府了。在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就演化出了一套代表制民主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获得广泛支持的胜选代表都是来自殖民地中各个小镇的，他们制定法律法规、选举他们的总督，而小镇居民则会在现今非常著名的“市民会议”中就当地法律法规进行投票。新英格兰在17世纪早期施行的民主其实来源于更早期的民主传统，而这民主传统又是扎根于其清教徒定居者的教会组织中。
还有其他一些分权体系也是先于海盗的分权体系出现于世的。譬如，即使是在君主政体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教会和皇室之间以及封建领主和国王之间的利益争夺，也对独裁权力起到了部分的制衡作用。13世纪时，威尼斯共和国就在其政体中发展出一套清晰明确的分权机制。而在罗马共和国里，由于元老院与执政官之间行使着不同的权力，因此，他们实现了某种形式的分权。
但是诸如此类的先行民主和分权，和海盗们搞的那一套又不完全一样。和海盗民主政体不一样，在古雅典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民主政体中，只有小部分人能真正投票。在雅典，只有父母双方皆为雅典人的男性自由公民方可享有投票权。而在马塞诸塞湾殖民地，一开始时限定了只有公司股份的男性持有者可享有投票权，后来，清教徒教会的男性成员也可享有此种权利。与此同时，在某些小镇，这个限制进一步放宽，连男性物业持有者都可以享有投票权了。而且，就如我会在后面提到的那样，海盗们的分权是将“最高的权力……下放到团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种种分权机制，只把权力下放给一小撮贵族成员或者享有特权的政治精英。
海盗们的民主是激进的，根据历史学家休·兰金（Hugh
Rankin）的说法，这就是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的民主”。没错，是无政府状态，不过就如我在本章和下一章所说的那样，他们可是一点儿也不混乱。海盗民主政体意味着一个要集体做决定的海盗社会。通常，我们会通过个体的国籍、定居地或者其对某些国家和政府的拥护来定义和区分不同的社会。然而，上述各种传统的标准无一适用于海盗。尽管他们生来都是某些获得认可的国家的公民，但大多数海盗在30岁之前就已经抛弃了他们与其政府之间的联系。也许只有西印度海盗除外——他们在某些时候会为欧洲不同国家的政府服务，充当他们的雇佣海盗。真正的海盗则不然，他们只会追随着航行时高高飘扬在他们头上的黑色骷髅旗，而不会追随其他任何旗帜。他们夸耀道“他们不认任何人作同胞”，宁愿“出卖他们的国家”，并且“会竭尽所能去作恶”。就如海盗藐视、唾弃政府那样，反过来政府也同样蔑视海盗，英国法律就拒绝让海盗享有合法居民的各种权益。就像罗得岛（Rhode
Island
）的一名军法署长所描述的，海盗“没有祖国，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与我们隔绝，并且摒弃了所有合法社会中的权益”。另一名政府官员则宣称，海盗“背弃了共同的人性，也不应享有天赋的各种权利”，就像“一头凶残疯狂的野兽，人人得而诛之，这完全合法”。然而，海盗对合法社会的背弃和合法社会对海盗的唾弃并不意味着海盗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当约翰逊船长提到海盗群体时，他说这是个“面目可憎的团体”，也许他是对的，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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