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当下这个“经济社会”，普通人常有一种“压抑感”：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快速成长，涌现出如此之多重大而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要看懂、看透这些现象已经很吃力，何况这些现象之间还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另一方面，对这些现象的解读，普通人本来可以求助于经济学家，但现在的情况是“一百个经济学家对于同一个现象可能有一百零一个解释”，让人无所适从。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傅勇先生的这本书值得一读：因为他的文字正好可以帮助普通人释放上述“压抑感”。书中不仅解释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中各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而且视角非常独特，我称之为一种超越性视角。正如书名《失衡的巨龙》所表明的那样，傅勇先生在其著作中用了很大篇幅解释中国经济成长及目前所遇到的“失衡”难题。
　　中国本土经济学人对此问题的解释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的高速增长，优势在于“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即远离所谓“华盛顿共识”，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了政府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充分发挥主导与调控作用。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分配不公，则与市场过度扩张及其缺陷有关，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道路”；另一种观点却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恰在于中国经济模式大踏步向西方发达国家靠拢，是借鉴了“华盛顿共识”的结果。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结构性矛盾，在于国有经济比重太大，政府手中掌控着太多资源，解决矛盾的途径是进一步市场化与民营化。
　　傅勇在著作中对中国经济成长及“失衡”问题的解释超越了简单的“二元论”视野下的“两分法”。比如，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成长得益于“强政府”，未来解决“失衡”也必须坚持“以强政府限制市场盲目扩张及缺陷”；更多人则认为，市场从来比政府更有效，中国经济成长得益于“市场化”，目前各级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是对市场体制的破坏，也是各种“失衡”的根源。这两种表面上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都有同一个前提：政府与市场无法相容。但傅勇在书中却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强势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强势政府也会推动市场体制的建立。比如，许多城市在“经营”中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巧妙地组合了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推动中国城市和基础设施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书中认为：“中国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势政府主要不是去遏制市场，而是培育甚至利用市场。”也就是说，在傅勇先生的框架中，“政府”与“市场”不仅不矛盾，甚至相互促进。因此，快速成长的中国经济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高顺差、低消费、低收入增长、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区差距大、金融压抑等既不是“强政府”的产物，也不是“市场缺陷”，而只是各国经济成长史上都会遇到的阶段性现象，并且将在进一步发展中逐渐缓解。傅勇的上述解释无疑是超越性的，没有落到“左”或右的既有窠臼中。
　　看傅勇的书，我在受益匪浅的同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人如何才能具备超越性视角？要具备超越性视角，首先就必须使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扎实的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傅勇先生在这方面下了工夫，使得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持之有据，言之有理。但仅此还不够，因为事实是可以挑选的。在中国经济学界，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去刻意挑选事实或操纵数据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能否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多元经济思想仍然是具备超越性视角的前提。从傅勇先生书中所援引的极为丰富的各派经济思想资源来看，他无疑具备了这种心态。
　　熊彼特曾说过，即使是有创造力的经济思想者，其第三个十年也是“神圣不可超越的十年”，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吸纳新思想的能力不断降低，所能做的也就“只是润色和修饰他过去的观点而已”。如果我没有弄错傅先生年龄的话，这本书中收录的正是他“神圣十年”期间充满活力之作，仅此就足以让我们高看这本书一眼。但人都会走向年长，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经济学人在成长过程中非常容易被归并入经济学江湖中某个“圈子”，因此，我希望傅勇先生能够不受任何人包括自己师长已经成形了的“框架”的束缚，不断有新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