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进。专家认为，推动深度改革的关键是要建设权力“有限”的政府，从而实现市场配置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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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立 绘 |
最近，《经济参考报》连续推出“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是如何提高的？”系列深度调研稿，对当前企业的交易、流通、信用等方面成本高企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多年来，企业在生产、交易、流通、消费等环节非市场化经营成本正在逐步上升，而经营成本的提升则降低了全市场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效率。
专家和学者认为，“十二五”期间，改革仍然是我们需要直面的大考验，并将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成败。总体上看，目前企业经营成本高企的重要原因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仍不彻底，推进改革仍然需要过大关。接下来的改革应该是整体性系统性的推进，需要着力从市场主体、要素市场、财税体制等方面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深度改革，而推动深度改革的关键则是要建设权力“有限”的政府，从而实现市场配置的“有效”。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三成以上
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一方面降低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正变得日益猖獗。
《经济参考报》记者通过对权威机构、企业、专家学者的采访和调查，得到的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了当前我国企业经营成本高企的基本情况，而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也降低了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标准过高，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如果再加上罚款，公路运输这一块儿的费用能占到企业成本的五成以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说，在我国，蔬菜从田间到餐桌，产销环节最多有十多个，流通成本上升是蔬菜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统计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7.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8.1%，比发达国家要高一倍左右。许多商品的价格变化，不再取决于生产和供求，而是取决于运输状况。
在交易成本方面，由于改革的滞后，区域间贸易壁垒阻碍了最终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致使近年来国内区域间商品流动比重呈下降趋势。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对北京、上海、广东、辽宁、四川和陕西的调查统计，六省市的区间贸易依存度从2005年的25.1%下降到2009年的22.3%。与此同时，各省市对外贸易依存度却显著提高，由于产品同质化、缺乏技术创新，导致国际市场竞争的“国内化”倾向。
“中国一年签订交易合同80亿份，但是得到有效执行的合同不过40亿份。经济发展需要交易维持，目前国内的交易质量很低，交易成本非常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表示。
交易成本高企的现象也存在于资本市场。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说，我国现行股票印花税税负过重，2007年征收的股票印花税几乎相当于前16年总额，高的印花税率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效率，极大地增加了股民的投资风险。
另外，中小企业税负成本也有增无减。中国增值税纳税人中，尽管小规模纳税人缴纳税额所占比重不高，但小规模纳税人的户数占增值税纳税人户数的比重高达80%-90%，他们多为个体工商业主，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然而，研究表明他们的负担偏重。
一项基于当地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财务指标及入库税款数据的统计则显示，我国东部某省2008年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小口径总税率(企业承担的纯税收收入占其商业利润的比重)平均值分别为28.64%和32.79%，而大企业的小口径总税率平均值为14.59%。
与此同时，我国企业信用成本也使我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增长势头，而相比较下，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0.25%至0.5%；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我国企业对未来付款表现缺乏信心，近33.3%的企业预计情况将“永不会改善”。另据商务部的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表示，“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平稳，平稳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社会信用总规模在扩大，同时，社会信用风险也在加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企业经营环境和经营成本的变化，实际上折射出经济领域制度进一步改革的迫切性。”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的变迁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进。有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因此，要保证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地发展，就必须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快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能充分发挥推动经济增长各要素最大效率的体制。
在此次保增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虽然我们有效地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但是结构恶化、产能过剩越加严重，加上部分地区违规审批、边批边建等现象仍在继续，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再次成为制约提升我国企业和行业竞争力的突出问题。
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一方面降低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正变得日益猖獗。巨额的租金总额，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更为重要的是，较高的企业经营成本也终将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以顺利持续进行，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卢中原表示。
某些领域中甚至出现了“开倒车”现象
在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却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甚至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目前企业经营成本高和资源配置效率低，总体是改革不彻底，改革仍然需要过大关。而接下来的改革也应该是整体性系统性的推进。”他说，改革需要从市场主体、要素市场、财税制度等方面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深度改革，着力推动统一的要素市场建设、创设公平市场竞争环境、调整财税结构、打破垄断等。
针对企业交易成本高企的问题，专家和学者表示，首先要树立“大流通、大市场”的观念，打破地区和行业壁垒，形成真正统一的全国市场。中国物流协会有关专家表示，流通成本是评估一个企业经营好坏、赢利能力和竞争实力高低的核心指标，是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流通设施和市场环境优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下的重要尺度。世界各国都很注重降低流通成本。
专家表示，流通成本按其属性可以分为外部成本、内部经营成本，而影响这两类成本高低的因素一是社会环境性的，如法律政策原因、流通秩序和市场建设问题、基础设施投入问题，二是技术标准性的，如设备、储藏保鲜技术、信息网络手段等，三是流通企业自身方面的，如内部人工、经营费用的控制、管理。因此，降低流通和交易成本也应从这几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分工协作，追踪流通的全过程，寻找降低流通成本的空间和路径，加快提高我国流通企业和流通产业的效率、效益。
另外，要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成长。
其二，要积极推进税制改革，降低相关领域的税负成本。专家们表示，消费环节的成本则表现在重复征税和税负过重问题。我国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开始，不管是生产领域的“产品税”还是服务领域的“营业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就交易总额来进行征税的。这种按交易总额征收的税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复征税，而且重复征税的次数或频率会随着商品或服务流转环节的增多而增多。
“目前，重复征税等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相对于制造业领域‘改革后’的‘增值税’来说，服务业领域的‘营业税’还存在一个税收负担过重的问题。”财政部财科所有关专家表示。
有关专家表示，我国需要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进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其三，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在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却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甚至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
“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吴敬琏表示。
最后，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目前，个体、私营企业提供的就业人员占全部新增就业的90%。我国现有民营科技企业15万家，国内发明专利的65%和新产品开发的80%均来自中小企业。“十一五”前四年，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以高于全国增长率1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目前民营企业在平等使用要素、平等竞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方面，但仍存在一些体制障碍，在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上，民营资本进入还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现象。
“十二五”期间，要继续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平等使用财政资源为重要取向，推进政府投资和采购体制改革。所有政府性投资和政府采购要明确规则、统一标准，对各类企业平等对待。完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彻底清理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全面清理、精简或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推动管理内容和标准、程序的公开化和规范化，提高行政效率。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应限制政府权力避免政府越位
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处处存在“越位”现象，不仅推升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也容易在全社会制造产能过剩和压抑要素价格，致使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低下。专家认为，避免政府越位问题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
以上改革能否到位，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否到位。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关键中的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多年来，政府的计划指令一直在代替或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从2001年至今，经过对我国行政审批项目的多次清理，国务院各部门以前多达4000多项的行政审批项目，已经减少到20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虽然有所减少，但需要政府审批的环节和项目仍然很多，企业市场化经营仍然存在许多非市场化因素的制约。”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表示。
许多专家和学者表示，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处处存在“越位”现象，这不仅推升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也容易在全社会制造产能过剩和压抑要素价格，致使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低下。
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达30%—50%，但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总和的比例只有6%，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反映出制造业产能过剩已经十分严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认为，我国生产领域“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如果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政府直接推动的方式不能根本扭转，那么，投资过度问题便难以避免。
有关方面一份《资源集约利用与政府管理创新》调查报告指出，由于政府控制，我国劳动力要素、资金要素和土地要素等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严重状况。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表示，目前的中国，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政府仍控制和垄断了大量的资源。为了推进工业化，政府对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基本上根据行政命令和计划管制加以确定，人为地压低，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也没有形成要素之间和要素与产品之间的价格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一种缺乏必要竞争、价格信号存在一定扭曲的市场。
“从调查的情况看，近年来，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步履缓慢，原因之一是政府做了一些不该自己做的事，弱化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吴敬琏指出，比如有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建设项目，直接制定技术创新路线，直接安排信贷，提供土地等等。另外，有些政府还设立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度，违规对本地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由于并非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各级领导机关变成了确定发展哪些技术、发展哪些企业、建设哪些项目的主体，由此就无法促进一些有效率、有优势的产业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加快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指出，当前，避免政府越位问题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企业、商会和其他社群组织。矫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关键在于实现价格市场化，把定价权还给市场，要素价格由它们本身的稀缺度而不是由行政官员决定，市场机制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何家成表示，“要加快政府公共管理的转型，即由利益政府向中立政府转变，由扶大扶强扶优向扶小扶弱扶贫转变，由效率优先向兼顾公平转变。”
专家和学者们表示，政府坚决把自己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群组织和市场去处理，并不等于政府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能，实行“无为而治”或者无所事事。政府职能发挥最重要的事情有两条：一是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使价格不至于大幅度波动；二是提供好的制度环境，也就是企业的经营环境。
由此，政府主要功能体现在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和交易规则，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为促进技术进步、加强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减少乃至取消政府对资源的过多占有、垄断和配置。
专家和学者们表示，自2004年7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是规范政府行为，限制政府过大的权力，实现政府依法治市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立法。这一法律的有效实施，对于建设有限和有效的政府意义重大；但是，做到这一点，需要多方面的认真配合，而且不可避免地存在阻力。因此，社会各方必须通力合作，排除障碍，使之得到完美的实现。
(本系列报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