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悲歌
2011-04-21   作者:  来源:经济参考网
 
    在西方世界力量重新整合,东西两方阵营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同时,由于没有来自人民的有效监督,苏共以及东欧其他共产主义政党正在一步步地变质,由工人阶级的领导者蜕变成了新的权贵集团。
    最终,权贵集团在一己私利的趋势之下,背叛了人民以及他们曾经的信仰,这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走入了低谷,而国际格局也因此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异化
    由于缺乏人民对党实施的有效监督的体制,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从一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步一步蜕变成了所谓“全民党”,实质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权贵集团,国家资本主义蜕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列宁被他们改造为一个形象越来越模糊的简单图腾,用以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党开始背离社会主义,背离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退化成为一群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猪的官僚;官僚主义与干群关系紧张大大地损害了原本运转正常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内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经过长达18年的、稳定的、“一团和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共的权贵化已然到了积重难返的时代,为了让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苏共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开始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抛弃社会主义搞私有化,好让自己从管理财富的国家干部变成掌握财富的资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视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谓“知识分子”,此时也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高喊着要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实质则是妄图在动荡中为自己分一杯羹——当初靠搞“民运”上台的这批人,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了新贵族,譬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等。
    ……
    除了党内与知识界的这两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势力、各种宗教势力以及沙俄时期的旧贵族在这段时期也都活跃了起来。而这些人又都不约而同地纷纷将手伸向了西方国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苏联时代大量所谓“异见人士”的活动经费来源于哪儿呢?显然并不是从苏联的工人农民那里募集来的,苏联时代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集资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大金主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END,熟悉国际政治的人恐怕都不会太陌生。它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数出来的有: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
    不仅仅是在党外,在苏共党内,为了抓住权力很多人同样选择去搞“挟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牵线搭桥之下,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一对一地秘密会见,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立即统一形成了舆论热潮,它们“盛赞”戈氏“是苏联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颗带有招牌式胎记的半秃脑袋在当时常常会出现在西方的各种杂志上,其中包括《时代周刊》——撒切尔夫人曾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雷克雅未克会见也是一对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牺牲苏联利益,为美国效忠的准备。戈氏后来公开地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体移交苏联内政、外交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个快言快语的外交官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叛
    ……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政治斗争,说白了就是苏共高层瓜分国家和人民财富的一场利益之争。为了自身的私利,这些人可谓不择手段,完全罔顾其他——在这场斗争中美国政府竟被请出来担当起了协调人的角色。叶系与戈系后来的“联手合作”是由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推动的,在大国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这更荒谬、更可悲的事情了。
    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议员,同年6月,他凭借一系列“政治秀”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主要行政长官。此后,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家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1991年,叶利钦又进一步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了下来,不再上交中央财政,而俄罗斯共和国则是苏联的主体部分,苏联经济因此当年就下降13%,这最终诱发了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而完全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苏共反叛者们最终成了后来苏联解体最大的获益者。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所谓“改革”,说到底改的就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体制——把原来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砸碎掉,然后把财富堆在那里,让人们一哄而上去抢,谁抢着算谁的,苏联的“经济学家”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而这些身居要职的精英们早已给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众所周知的叶利钦家族之外,还比如说切尔诺梅尔金,20世纪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党内的“激进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苏共高层的腐败与特殊化,平心而论,那时苏共领导干部们的特殊化还仅限于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类的东西,在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楼,里面的户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居所就在里面,对于如今的人们而言,这种级别的腐败恐怕说出来都会被笑话。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莫斯科就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每5个家庭就有一辆私人汽车,苏联公民每月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占工资总额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盖全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免费住房。对比1991年之后富可敌国的新贵们的腐败生活,当时的国情是:国民人均寿命缩短,治安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国家工业体系支离破碎……当年苏共的腐败与之相比,恐怕就有几分“窃钩者”与“窃国者”的味道了。如今“窃钩者”已经“伏诛”,而“窃国者”又当如何呢?
    相比于这些新贵,戈尔巴乔夫的晚景则要凄凉得多。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是由于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愚蠢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这其实是他与叶利钦斗争失败的结果。他们所争夺的,不客气地说其实就是一个“卖国者”的位置。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的只是每月4000卢布的退休金——这也是戈氏在辞职之后所唯一关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随着俄罗斯国内疯狂的通货膨胀的到来,这笔钱折合成美元之后不过1美元而已。戈氏开始像一个艺人一样忙着在西方国家拍广告赚钱,他曾带着10岁的孙女入镜拍了必胜客广告;拿自己的名字为伏特加酒做了商标;还曾为路易?威登做过广告……显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谓“好心办坏事”是无从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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