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实际中社会变革也未必要使用暴力，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这些只是表象，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是经济发展，当然也包括金融发展。金融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又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金融这些事儿呢？陈雨露教授和杨栋博士的《世界是部金融史》力求用多数人都能看得懂的语言来阐述金融这个抽象的话题。

　　问：很多人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武力，是革命。您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世界是部金融史”，金融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很多网友也对您的这个观点很感兴趣，您能否举几个书中的例子，证明一下在历史的拐点中，金融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陈雨露：当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的时候，先进生产力代表就必须使用武力推翻它。但是，武力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实际中社会变革也未必要使用暴力，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这些只是表象，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是经济发展，当然也包括金融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人类文明发轫后任何一个时代经济运行的血液。虽然，在工业革命以前金融业还很弱小，但是，正是这个行业推动着社会一步一步前进，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把资源输送给最有效率的行业，使经济更快更好向前发展。
　　在西方世界级大国变迁中，金融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在书中提到荷兰与西班牙决裂，荷兰得以维持西欧海外贸易中心的根本原因就是这里是欧洲的票据集散地。另一方面，西班牙却在富格尔家族主导下将资金流转到国外，因此，逐步走向衰败。

　　问：当西方第一个交易所在荷兰诞生时，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在近代金融领域落后于西方世界？
　　陈雨露：人类摆脱蒙昧状态后，西欧国家面对暴虐的海洋，很难在盐碱地上发展农业，由此西欧国家贸易发达，尤其是北欧海盗时代之后，海洋贸易成为西欧重要的支柱产业。海洋贸易催生了西方国家金融业，舰队一旦驶向海洋船主就无法控制船员，公司制的委托代理由此滥觞。
　　华夏文明发源于中原腹地，尽管以农耕为基础但商品贸易也很发达，在春秋战国时代齐国、楚国都曾有发达的贸易。遗憾的是，秦国统一六国后开始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民间商业流通被彻底限制，后来，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一直持续了几千年，金融业的发展自然也就被限制了。
　　即使如此，中国金融在古代也与西方贸易融资交相辉映，这倒谈不上谁先进、谁落后，各自适应各自的文明和经济。中国率先使用了纸币，即宋朝交子，这是一种基于对集体信任的交换凭证；而西方则基于信托责任孕育出了证券市场，这则是基于契约的一种经济体制。
　　明朝末年，中国封建制度陷入一种自我循环的怪圈，在西方世界演进到近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时候，中国仍旧在进行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在生产方式上也没有任何突破。源于本土的金融体制的钱庄和票号是基于个人信誉，因而无法标准化，也就不能大范围惠及全体国民。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言，农耕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圈层里，在圈层中信息对称。这种金融体制无法与现代生产对接，只适用于流动性差的农耕社会。所以，在后来的世界竞争中中国原生金融业逐步衰败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问：您在书中特别提到佛罗里达的炒房热潮，与近年来的中国房地产业的投机热何等相似！大片房子没人住，大批人没房住。最终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毒瘤。您切中肯綮——“只有在缺乏产业创新的时代，泡沫才会成为货币的流向。”那么，如何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中国老百姓的住房老大难问题呢？
　　陈雨露：金融创新只能创新产品，为购房者、建房者提供资金，却不可能降低房价。如果说金融对房价有影响，那则是指银行业整体流动性收缩会提高利率，进而限制房价。
　　我在书中提到的创新是指实业创新，即创造一种新产品、新行业甚至是全新的生活方式。两次工业革命、信息产业都是通过巨大的创新才获得了全球广阔的市场，当然也获得了引领全球的经济先发优势。我们只有通过实业创新，才能创造比房地产更高的收益，也才能吸引资金流出房地产。尽管我们可以出台一些政策，鼓励金融业向创新企业融资。但是如果我们的实业创新能够到达甚至超过房地产行业的收益，那已经无需鼓励，资金自然会向这个产业流动；如果我们的其他行业达不到房地产的收益，仅靠金融支持政策，那么，金融业对调节资金流向的作用也只能是辅助性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解决公众住房、买房问题有两个途径：在长期，必须激励自主创新、创造实业民族品牌，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更多财富，进而使资金流出房地产行业；在短期，要提高公众工资性收入，收入高了，买房自然也就容易了。

　　问：您在《世界是部金融史》这本书中提到了海盗对欧洲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能否展开说一下他们的历史作用？
　　陈雨露：北欧海盗对西欧历史来说，是一段非常痛苦的历史，海盗烧杀抢掠，而当时西欧无论是国家军事体制还是庄园军事力量对倏忽而来的海盗都束手无策。西欧骑士不是常备军，需要临时召集，等骑士集结完毕海盗早就抢完分光了。任何时候海盗都是为了经济利益，人来天生就是厌恶风险的，尤其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风险。如果贸易能赚到钱，海盗职业并不妨碍他们做贸易。当时的西欧货币经济极不发达，海盗抢劫大部分都是实物，这些实物未必都是海盗能用的，海盗又是流动作案，在不同的地区抢到不同的物品。同时，海盗自身有防卫能力，较之一般的商旅更为安全。这些都给海盗行商带来便利条件，随着资本积累，北欧海盗逐步演化成为欧洲第一代跨国商人。
　　中世纪的西欧也已经进入了一种自我循环，仅靠庄园经济自身发展很难突破这个怪圈。但是，海盗带来的商品刺激了商品流通，当然也刺激了货币重生。如果没有海盗，西欧庄园制经济极有可能维持更长时间。另一方面，北欧海盗为后辈商人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贸易方式，甚至有人说哥伦布也是得到当年北欧海盗的一份海图才到达新大陆。

　　问：您认为《世界是部金融史》与《货币战争》之间，有哪些异同点？
　　陈雨露：最初我们构思《世界是部金融史》的时候，是想通过一种通俗的语言讲述金融的道理，实际上，任何一个复杂的金融工程模型基本原理都能用简单的语言说明白，如果非要用复杂的计量技术才能说清楚，那计量技术本身就值得商榷了。金融业发展历程中，无论中外本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用本书的语言，就是“金融永远用你的钱为比你更有钱的人服务”。但是，除了效率，人类还有智慧。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才不至于生活在“丛林法则”之中。所以，金融业也不至于成为一个劫贫济富的行业。
　　西方金融业无疑比我们发达，但是，当某些特殊时点人类智慧被物欲淹没之后，就有可能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我希望通过这册书提高公众对金融的认识，也为投资者教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问：中国人的财富意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不断被开发出来。世界金融发展给人们的财富观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陈雨露：社会学中有一本名著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韦伯，经韦伯考证，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信奉新教的清教徒人口占比率比较高。在清教徒的眼中，获得个人财富是对上帝最大的供奉，上帝只垂青事业成功的人。在这种理念激励下，以英美为代表的新教国家公众的财富观实际带有宗教色彩。
　　金融业在西方逐步兴起，确实给人们带来了财富，也改变了人们的财富观。如果仅仅为了财富而追求财富，那么这个市场很有可能是无效的。投资利得是一块很大的蛋糕，但这完全要看如何运用。获得投资收益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过分关注资本利得却忽视实业，那么后果很有可能就是灾难性的。2000年以来，美国新经济蓬勃发展，纳斯达克市场方兴未艾，给西方国家公众带来了大量资本性收益，遗憾的是，西方公众将这种收益无限夸大了。金融市场不是一个万能的市场，即使获得再多收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要靠实业满足，如果每一个人都只关注投资，那么对整体而言很有可能就是流动性过剩，从而金融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

　　问：有人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创新过头，而中国的金融恰恰是创新不够，您同意这种观点吗？中国金融的创新应着重在哪些方面？
　　陈雨露：美国金融创新不是过头，而是走错了方向，刚才我们说过没有任何节制的财富观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说这种财富观驱使下，人们可以用任何手段去赚钱。
　　任何时代，社会整体财富增加都来源于创造，而不是存量。金融业将焦点集中于存量财富分配只能有一个后果，那就是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之前美国的金融创新路径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金融工程的目的，是让投资者看不明白产品结构，这样的金融创新不制造危机才怪。另一方面，2005年以后美国信息革命的潜力基本耗尽，金融不再围绕实业，而是资金在金融业内循环，这就难免加重后期的危机。
　　我们的金融业以银行为主，而银行业的倾向是做大企业、做央企，所有银行都围着那几家大企业转。这对银行来说，要合算成本收益，这也无可非议，但是，最有创新动力的中小企业反而很难得到银行贷款。中国金融并非缺乏创新，缺乏的是这种为中小企业服务，支持实业创新的精神。

　　问：我注意到您的图书封面上有一句话：“人人都该补补金融史”，是专门针对中国老百姓说的吗？为什么这样说？
　　陈雨露：经常炒股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流派叫“技术分析”，技术分析的前提假设是，历史往往会重现。在金融市场上也确实如此，金融投资必须熟知市场历史走势。要洞悉眼前的陷阱，就必须了解过来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普及金融史是投资者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象牙塔里的金融学教学科研能同样面对公众，这也是我们提出“人人都该补点金融史”的初衷。中国股市有很多散户，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有一部分暂时闲置的资金，如果熟知历次金融危机历史，那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投资的非理性，从而是我们的金融市场更健康地发展。

　　问：金融史可以说是充斥着人性的善恶斗争、欲望与正义，而主导金融健康发展的则是一个好的诚信体系，这离不开国家的宏观政策。金融史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有益借鉴？如何加强对银行的风险监管？
　　陈雨露：诚信是金融业的根基，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一个人发展的基础。金融市场需要一个良好的征信环境，这有赖于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中国有句古语叫“务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身边做起，都要诚实守信。单纯依靠监管不可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征信体制，监管更多针对机构，不可能对社会公众实施全方位监管。尽管监管部门可能出台一些征信制度甚至一些惩罚措施，但是，征信环境建设归根接地是要靠全体国民共同努力。

　　问：您认为，国内网友们应该关注哪些金融创新产品，并且通过这些金融产品，改善自身生活，改写自己的历史？
　　陈雨露：对一般公众而言，不可能依靠某一种金融产品改变自己的历史，最有可能的是依靠某一种金融产品获得一定量的收益。如果这种产品是对公众发售的，你可以买，我也可以买，那人人都可以改写自己历史了，而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种产品是你自己研发的，是一种收益率很高的投资品，一旦能研发出这种产品，那确实是改变了自己的历史，不过，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优秀的金融专业人士。
　　世界上没有教人赚钱的秘籍，同理，也不会有人推出能改变人生的金融产品。如果说国内金融创新的焦点，我倒是推荐大家多关注一下风险投资行业，这是金融业中一个新兴的子行业。但是，在短期内，风险投资还不太可能撼动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地位，毕竟风险投资量小，而且对证券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

　　问：您书里介绍到，包括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都曾遭遇金融投资失败，做为普通网友，如何做到稳健投资？
　　陈雨露：尽管牛顿对人类历史的贡献集中于物理学和数学，但他本职工作是英国王室造币大臣，可以说科学研究对他而言只是业余爱好。
　　从牛顿的经历可以看出，投资成功与否跟个人职业关系不是很大，除非有人利用内幕消息获利，然而，这是违法的。在投资方面我也是一个普通人，能给大家的建议只能是让大家量力而行，不要追涨杀跌，更不要一味模仿他人。
　　如果有投资的打算，或者希望能在投资中获得收益，那么我建议大家一定保持好自己的投资风格，对任何一笔投资都要有自己的判断，哪怕是一笔失败的投资，也要想好究竟是为什么失败了。这样，即使你失败了很多次，但每次失败都有经验，或多或少都会有收益。如果每次都是人云亦云，投资盲从，那么，我相信这个投资者可能很难赚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