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的一言一行从来都受到市场的密切关注，最近尤为如此。
　　4月5日，当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深刻感受到紧缩的宏观调控的巨大压力之时，央行依然坚定地选择了加息。
　　央行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结构上产生着深刻影响。
　　同样令金融家们敏感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正在加强对地方金融企业的监控。出于对社会融资总量等宏观调控新指标的考量，要求这些金融企业及时报告他们的融资规模、资本状况、贷款流向以及大大小小的风险事件。
　　对于哪些机构属于大而不能倒、哪些产融结合试点企业缺乏防火墙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管话题则正在央行与其他监管者的探讨之中。
　　站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转型、通货膨胀高企以及复杂万端的国际形势中，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中国央行已经初具雏形。

　　宏调主导权回归

　　4月5日，清明节晚间，央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
　　尽管二季度的这次加息早就在不少分析师的预测之中，不过，它来得如此之快还是让一些机构措手不及。
　　当天晚上，大大小小的媒体都在追逐着宏观分析师、银行交易员、股评家以及尽其所能找到各位央行官员解读。
　　对货币政策意图的种种揣测已经成了最热闹的话题。
　　实际上，自从去年10月份货币政策逐步回归稳健以来，央行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箱的使用一直牵动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心弦。
　　而随着通胀的加剧，央行也的确没有犹豫，在市场的议论纷纷中开足马力回收货币。
　　就在之前的3月25日，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缴款之后，大型金融机构准备金率达到20%；而中小型金融企业达到16.5%，均处于近年来的高位。
　　在最近的一次加息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也达到了3.25%。
　　对于诸多市场人士而言，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他们猜测宏观数据的重要依据。
　　“提升存款准备金，那么前一个月外汇储备可能比较高，而加息无疑预示着CPI可能依然不低。”一位业内人士说。
　　2009年，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效力短暂削弱之后，通货膨胀加剧的背景下，央行再次发挥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威力。
　　彼时，尽管有通货膨胀的幽灵在徘徊，但由于货币政策依然运行在“适度宽松”尺度上，银监会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率等风险指标以及窗口指导等方式来控制中国银行业的信贷冲动发挥了更多作用。
　　不过，2010年末，“稳健”的货币政策目标赋予央行更为灵活的空间，而周小川先生和他领导下的央行也确实开始发挥货币政策的影响力。
　　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利率市场化推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到 “池子论”、社会融资规模等等诸多新概念正在深入金融市场的调控。
　　例如，3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撰文提出，“社会融资规模”是更为合适的金融宏观调控中间目标。
　　不过，这一指标中包含着：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信托贷款、发行股票融资、保险赔偿、产业基金甚至未来还将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
　　对于如此复杂的指标，盛松成也指出，未来，将通过完善金融统计制度，加强中央银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和有关方面协调配合，形成社会融资总量的有效调控体系。
　　有统计显示，仅仅2011年3月份单月，央行网站上央行中高层领导的署名文章和公开讲话解释央行政策的文章多达25篇以上。
　　当然，此时所有市场中的眼睛也都在盯住央行。

　　大央行雏形

　　实际上，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央行正在构筑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力平台。
　　就在最近，深圳市的金融机构接到了当地央行的一纸文件——《深圳市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办法》。
　　根据这份文件，从3月1日开始，各家在深圳注册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财务、基金、期货和金融租赁公司和银行的深圳分行和保险公司的深圳分公司，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分公司或办事处对于反映金融机构基本情况，并且对其持续经营与发展具有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都要在事发后2-10个工作日内及时报告给央行深圳中心支行。
　　该《办法》要求，对可能对金融机构正常经营发生影响(包括挤提、大规模保证金提取、连续巨额退保、集中巨额赎回等经营异常事件；金融机构自身发生违法违规案件；发生媒体连续或严重负面报道事件；上市金融机构股票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等)的突发事件应当实时报告。
　　实际上不仅是深圳的金融机构，本报了解到，最近几个月以来已经有不少地方金融机构收到央行的函件，要求报送信贷投放行业以及额度的数据。
　　还有不少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据此对当地存款类金融机构打分，并进行综合排名。
　　深圳一家基金公司人士告诉本报，从去年底开始，央行对于地方金融机构的关注度明显提升了几个层次，正在逐步建立对整个辖区内金融体系运转的监控网络。
　　“尽管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公司的监管权分属银、证、保三会，但是由于央行担负着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以及反洗钱等诸多职能，因此，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区域性风险事件，央行和具体监管机构都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并采取动作。”这位基金公司人士说。
　　央行对于金融系统风险的监控并不仅仅是这一个层次。
　　本报了解到，对于“大而不能倒”、“金融控股公司”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企业监管问题，央行内部已经多有讨论。
　　2010年12月15日，周小川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曾指出，“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就是所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Impor－tantFinancialInstitutions)。对SIFIs的审慎性要求应更高、更强，这是因为一旦这类机构出现倒闭清盘，可能牵涉到很多机构。
　　“对系统性重要性机构，监管就应该更严一些，审慎性标准要提得更高一点，如果出了问题处理也应该更坚决一些。”周小川说。
　　而一位业内人士则指出，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实际上还牵扯到诸多监管问题，例如除了银行之外，证券、保险、基金、信托、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如何认定系统重要性的问题，以及监管权如何划分的问题。
　　他说：“如果一个金融企业被认定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那么央行出于金融稳定的考虑是应该有一定的监管权力的，但这个权力大小很难界定。”
　　除此以外，对于金融控股集团以及综合经营试点的监管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知情人士告诉本报，由于过去5年以来，诸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跨业投资和交叉经营步伐加快，很多央企集团也纷纷涉水金融业，央行正在酝酿出台相关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该办法将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和范围，为金融企业进行综合经营提供操作模式和监管框架。
　　就在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撰文指出，针对部分金融机构跨业投资存在一定盲目性、各行业综合经营发展不均衡、监管真空等问题，要从宏观整体的角度采取审慎稳妥推进策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明确监管主体，弥补监管真空，形成监管合力，推动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健康发展。
　　国盛证券研究所所长周明剑指出，某种程度上，中国央行正在变得更“大”。就像金融危机之后的美联储一样，对金融行业努力承担更加复杂的监控职能。

　　综合监管问题

　　央行变得更大和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密不可分。
　　实际上，随着国内宏观经济复苏，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日益发展，大型金融集团不断扩张，以及金融综合试点的展开，传统的分业监管格局已经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金融生态。
　　近年来，在职能交叉产生的监管空白问题之外，一行三会多年来一直努力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但是在执行层面上暴露出种种问题和困境。
　　早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一行三会就设立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不过由于缺乏协调机制，监管联席会议并没有发挥出当时预想的效用。
　　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前，金融界也曾经设想在“三会”之上设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但也未成型。
　　2008年，曾希望由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督促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合作以及对新形势下的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和业务创新进行监管的职能。但是这套协调机制，并没有得到其他金融监管机构普遍的认同。
　　2010年中，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更高级别的金融监管委员会的设想被提出。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当时希望以国务院下属常设机构方式设立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下设三个专业委员会，即保留现有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金监委的会长或将由主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领导担任，而副会长则可能来自三个专业委员会。不过，由于诸多原因，这一设想再次未能实施。
　　周明剑认为，尽管一直未能成型，但随着国内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包括 “综合监管综合经营、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怎样监管、反周期监管、提高金融安全网、国际监管架构、系统性风险监管”等诸多问题已经摆上台前。
　　一位商业银行人士认为，目前情况来看，由央行牵头协调解决这些监管问题是比较可行的。
　　“实际上，近半年以来在对抗通货膨胀中货币政策运用的坚决姿态和灵活操作已经给央行带来了众多金融机构的密切关注，也赢得了金融市场的赞誉和支持。这对于下一步央行对金融行业进行更深层次的协调监控改革减少了阻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