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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我们的政府机构创建并且保护了大型企业，它们才得以存在；因此，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确保大型企业与这些机构和睦相处。
——西奥多·罗斯福，国情咨文
1901年
12月3日
人们对实力雄厚的银行素来有所怀疑，美国历史有多久，此怀疑存在就有多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时代。托马斯·杰斐逊身为《独立宣言》的主要撰稿人，在乔治·华盛顿任总统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而后成为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是个人自由的忠诚拥护者。杰斐逊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受人敬重，但人们通常认为他算不上是一个经济学家。杰斐逊主张农业社会，这个社会有着权力分散的机构，各部门享有有限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他对银行的怀疑根深蒂固，他用尖刻的语言批评银行“我十分‘认同’你的观点，那就是金融机构比常备军更加危险”。在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杰斐逊甚至严肃地提议道，任何与联邦政府特许银行合作的人都犯有叛国罪，并且应当被处以死刑。
然而，美国终究没有成为一个权力分散的农业社会，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历史上一直都有人支持金融、商业与工业。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反对杰斐逊的观点，身为华盛顿任总统期间的财政部长，他支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便能够积极地支持经济发展。汉密尔顿尤其认为，政府应当确保有足够的贷款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并且将美国转变为一个繁荣的企业国家。汉密尔顿的想法要实现，就必须引进现代的金融模式，而这正是杰斐逊所反对的。到了今时今日，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这种对立仍然存在。
汉密尔顿赞成效仿英格兰银行，建立一个国家特许的（尽管主要为私营的）银行，用来管理联邦政府的资金，并且作为政府与经济机构重要的信贷来源。1791年，国会很快通过了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的立法。然而，杰斐逊极力游说华盛顿总统否决该立法，他辨论道，根据《宪法第十修正案》，《宪法》没有明确授予国会特许设立银行的权力，因此，这项权力属于各州（“《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①华盛顿竟然要求詹姆斯·麦迪逊（《宪法》与《权利法案》的主要撰稿人）起草一份否决书，但是他也允许汉密尔顿作出回应。汉密尔顿写了长达15
000字的备忘录，大部分是在最后紧要关头写的。他凭借备忘录说服了华盛顿，让他相信联邦银行是“必要的且适当的”，是国会权力与责任的实施，国会有责任促进财政稳定，通过支持更广泛的商业体制来规范贸易。于是总统签署了该立法，而且没有给杰斐逊反驳的机会。
虽然经过了一场混乱与激烈的争辩，这个事件的结局却相当平淡。总的来说，合众国银行正如汉密尔顿宣扬的那样运行：管理政府的收支以及疏通费。而当时国家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都是小规模且分立的。此项举动为汉密尔顿赢得了很多拥护者，但是不包括杰斐逊与麦迪逊（至少最初时），他们两个创建了民主共和党，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互相对立。创建新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合众国银行。
汉密尔顿在基本经济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正如现代学者理查德·西拉与彼得·卢梭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美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几乎缺少现代金融体系的所有要素，但是截至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体系既创新性又规模庞大，甚至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这样喜人的结果不仅仅是因为合众国银行，汉密尔顿实行的其他金融改革措施也起了作用。他谨慎地管理财政部的现金收支，同时把资金储蓄在“有良好信誉的银行”；另一方面，他向国会呈递关于信贷与制造业的报告，这些报告颇具影响力。汉密尔顿成功说服联邦政府承担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各州蒙受的债务，这个举动开创了宝贵的先例，那就是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偿还债务。罗恩·彻诺说：“与其说汉密尔顿创建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不如说他促成了良好的文化与法律环境，让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发展。”汉密尔顿的举动给银行业带来了一个稳定与相对有利的环境。1789年，美国只有3家银行，但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便有了28家特许银行，在19世纪最初10年，又有了另外73家银行。银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在当时是一种创新（19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只有英格兰银行承担有限责任），这样的政策吸引了很多企业家与资金。截至1825年，那时美国与英国人口大致相同（分别是1
110万与1
290万），但是美国的银行资本差不多是英国的2.5倍。
同时，美国的股票市场发展也很快速，欣欣向荣，从而吸引了全球的资金。截至1803年，欧洲投资家掌握了美国超过一半的证券。截至1825年，美国已经有了232个上市证券（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与查尔斯顿合在一起），直逼英国的320个上市证券；并且，两国有着接近的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很多都代表了现代经济的领先部门，包括保险业、运输业、公共事业以及制造业。丰厚的银行资本与股权融资意味着足够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新出现的以及扩张中的行业—最初这些行业都集中在新英格兰，但是很快就分布到了全美各地。
19世纪早期，随着工业革命传播到美国，现代金融体系变得尤为重要。杰斐逊与汉密尔顿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当他们两人忙于激烈争论时，工业革命还发生在小范围内，大部分集中在英国。随着技术逐步应用于商品生产，美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将会大幅提升，而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也将会永久地改变。因为工业化的实现需要投资新的技术，所以同样也需要信贷。杰斐逊提倡小规模的农场，这也许代表了民主政治的一种理想（至少对那些有幸拥有自己的农场，而不是作为奴隶在农场工作的人而言），但是长久的繁荣需要大规模的商业与工业，而这两者都需要银行。回顾过去，杰斐逊关于经济的观点显得古怪且无知，或者说他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厌恶北方商业从中获益。他正确地预见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会使北方商业受益，并且会最终伤害南方种植园园主（与奴隶）的利益，比如他自己。
也许汉密尔顿对于经济学的看法是对的，但这并不是杰斐逊的首要顾虑。杰斐逊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担心与资金的有效分配无关，他真正担心的是权力问题。杰斐逊认识到，银行的关键经济职能—调节金融交易，创造信贷且管理信贷的提供—将会给银行带来经济与政治权力。18世纪90年代，杰斐逊尤其担心合众国银行可能会替代联邦政府，成为主要的债权人与支付代理机构，并且合众国银行会挑选经济赢家与输家，自行决定给予或不给予贷款。在过去的200年里，金融机构以及市场与经济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息息相关，大型公司甚至依赖短期贷款来管理现金流动，其程度好比它们对电的依赖。在杰斐逊看来，金融对社会的日渐重要，只会给银行带来更多的权力—这些权力将会使银行家受益，更为重要的是，将会威胁到美国的民主。
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倾向于汉密尔顿的想法。正如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于1925年所说的：“（美国人民）极为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购买、销售、投资与繁荣。”大多数时候，这种想法为美国带来了利益。美国金融部门时常将资金汇集到新的技术与生产加工上，从长远来看，这些技术与加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非常关键；若非这样，美国也不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然而，美国的汉密尔顿倾向—寻求效率，推崇大规模，看好任何能赚钱的事物—多多少少受到杰斐逊思想的牵制。尽管杰斐逊在合众国银行一事上战败了（而他最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其中有三位最为重要的接班人，他们继续对集中的经济权力或者说金融权力进行抑制。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摧毁合众国第二银行，阻碍了集权金融部门的发展。20世纪初叶，西奥多·罗斯福发动了反托拉斯运动，最终，实力雄厚的私有银行毫发未损，以J·P·摩根银行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正值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有机会将最大的几家银行解散，并且制约了它们的风险行为。虽然这些总统没有达成所有目标，但是杰斐逊的思想平衡了汉密尔顿的影响力，阻止了强大且不受拘束的金融体系，让其无法破坏更长远更全面的繁荣。美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摇摆于集权与分散之间，但是长远来看，这样的摇摆带来了无可匹敌的繁荣昌盛，并且也没有破坏美国的民主体制—至少现在还没有。今天，美国面对的是它历史上最强大也最集权的金融部门，杰斐逊的思想值得再次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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