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近20年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使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意味着巨额双顺差格局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十二五”规划中提到，“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这一“主动调整”被解读为双顺差困局的破题。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业内专家表示，中国双顺差与经济结构不平衡紧密相连，而结构调整是个长期过程，无法一蹴而就。不过就目前而言，理顺外汇机制，让外汇“走出去”，推动进口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经刻不容缓。

　　国家外汇管理局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继续呈现顺差，国际储备资产继续增长。这意味着，从1990年至2010年，中国已经保持长达近20年(除1992年、1993年、1998年外)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　
　　事实上，不论是与日本、德国这样大的经济体之间比较，还是与亚洲一些相对小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比较，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双顺差持续近20年的基本格局都是世界上独有的。　
　　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以及专家均对《经济参考报》表示，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目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长达近20年的双顺差格局，使中国经济陷入一个新的“增长的困局”，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首先，在中国当前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下，双顺差带来的主要的风险就是外汇储备贬值和货币供给过度增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说，多年来，我国国际贸易一直“出多进少”，超量地对外提供了大量实物资产，而获得的仅是以美元为主的虚拟货币。在这个循环中，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实惠，我们相应地攒了一些钱，却要面临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　
　　“最近几年，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正逐步改善，但顺差偏大仍然是引起流动性偏多的重要因素。实现稳健货币政策的目标，还要继续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说。
　　其次，双顺差也使得中国面临更多国际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经济对中国巨额经常项目顺差的承受力不断减弱，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不断加强，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不断加大，相应地国际经贸关系中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联合国贸发会议官员梁国勇说。　
　　最后，多年来我国出口和引资的快速增长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出现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等一系列问题。长期资源错配更是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体制成本。　
　　“至于损失，表象上看是外汇储备投资的风险和损失，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外汇估值效应的潜在损失以及升值对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更深层次的是金融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因为储蓄转化为投资效率的不提高就意味着金融资源的错配或浪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晋斌表示。

　　追溯中国双顺差的过程，可以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主要来自资本项目盈余，或者更准确地说，来自FDI(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从2005年开始，经常项目盈余已经超过FDI成为外汇储备增长中最主要的力量。
　　专家介绍说，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双顺差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那个阶段的双顺差规模都比较小。真正值得关注的双顺差产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由于国内外市场结构特点、外国对华出口限制继续存在等原因，中国出口增长远快于进口，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度增加；中国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发展壮大，丰厚的利润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都吸引着外国资本持续加码中国，资本项目保持顺差，但顺差规模波动明显。　
　　储蓄-投资缺口也被认为是导致国内经常项目顺差的重要原因。王晋斌就认为，顺差在根本上表明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不平衡，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而资本账户顺差则带来了资本储蓄，进一步加重了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不平衡。一方面，收入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因素共同导致全民储蓄大动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吸引力和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大量吸收外资的优惠政策，使外资大量进入中国。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保持经常项目赤字和资本项目盈余，通过利用外国储蓄实现比单纯利用国内储蓄更高的投资水平。双顺差表明，中国无论是通过FDI形式还是出口形式获得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都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用来购买外国的设备和技术，而是又回到了美国政府的债券市场。
　　“双顺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中国的双顺差是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相联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
　　他指出，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推行优惠政策引资的同时，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建立了一种“创汇经济”，导致双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形成。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汇率政策、贸易政策上调整缓慢，使得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愈演愈烈。
　　梁国勇也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持续有国际国内很多方面的原因，根本上还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国长期实施的利用外资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以及人民币汇率体制所共同决定的。

　　“十二五”规划中提到：“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这一“主动调整”被解读为双顺差困局终于破题。　
　　目前一个比较一致的思路是，减顺差，不是通过压出口、压外资的手段实现，而是通过扩进口和“走出去”的主动调整来实现，通过在此过程中对出口和引资的侧重点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来实现。　
　　代表委员及专家表示，中国双顺差与经济结构不平衡紧密相连，而结构调整是个长期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不过目前而言，改革外汇管理体制，让外汇“走出去”，推动扩进口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经刻不容缓。
　　“用外汇扩进口，该用就用，放开了用。”刘克崮说，建议确定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把外汇增量控制住，存量用出去。增量一时控制不住，不要急于压缩出口，出口应保持连续稳健增长，不追求过快增长，也不盲目扩进口，扩进口要符合企业和市场的实际需要。　
　　刘克崮还说，目前，建议有关部门研究新的方式，比如运用借款，定向发债，委托贷款等方式来改进外汇资金供应的方法和渠道。
　　全国工商联也表示，从实践看，海外投资合作所需资金往往数额巨大，企业对外投资需要数量较多的贷款，而我国金融机构普遍存在外汇存贷款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外汇头寸严重不足，企业对外投资一般只能从银行贷到人民币，再用人民币去购汇，这样企业投资面临人民币升值的汇率风险，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建议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运作外汇储备支持企业“走出去”。建议利用外汇储备，设立海外产业投资基金。
　　“从降低顺差规模入手，渐进地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梁国勇表示，提高进口是实现经常项目基本平衡的关键，而促进对外投资则是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平衡的关键。
　　王晋斌表示，破解双顺差，客观、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不恐惧、不盲求”的原则下，依靠增加国内居民消费、提升金融系统的效率和改变为出口而出口、为就业而出口的对外发展战略，在长期中渐进降低、消化双顺差的态势和压力。　
　　梁国勇认为，未来5到10年将是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一个机遇期。要积极推动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应是长远目标。国际收支平衡本身不是根本目的，其实现应当服务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根本目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实现需要兼顾国内经济的需要和国际经济的制约，并与其他政策目标平衡、协调，服务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