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品牌数量不多且质量不高，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中国经济地位不符。部分代表委员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统筹规划，需要深入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性问题。
　　“我刚从巴西回来，我们在巴西的项目进展顺利。”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日前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据了解，近几年三一重工在美国、印度、德国等国家广泛布局生产企业。
　　作为一个正在“走出去”的大型企业老总，向文波深有感触，“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像三一重工这么大的企业，必须通过市场的多元化来化解风险，如果过分专注于国内市场，一旦有经济波动，冲击将会很大。”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企业、大品牌很少。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1968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已经有丰田、松下等一批国际化企业和品牌。”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光明食品集团副总裁葛俊杰说。
　　向文波认为，目前我国的出口相当一部分是外资企业在做，还有很多是国内企业的“贴牌”，实际上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加工基地，“碳排放量大”、“耗费大量资源”等指责也就随之而来。
　　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企业就要走出去，去境外投资生产。然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成功案例不多，多位代表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资金不是太大的问题。”那瓶颈到底在哪里？
　　“中国企业走出去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追究其原因，除了企业内部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国家系统的支持。企业走出去必须有国家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支持。目前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还是游兵散勇，单打独斗，缺乏协调作战。在国外，中国企业走出去会有大量的人员往来，需要国家外交支持。中国企业到国外去投资，需要当地人民对中国文化认同，如果不认同中国文化，就很难认同中国企业。另外，中国企业在国外遇到的金融服务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够，在很多国家没有网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就处在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比如别人买卡特彼勒的产品，卡特彼勒就能够提供银行按揭贷款等金融服务，但是我们就不行，我们只能全款，这些问题不是企业能解决的。”向文波说。
　　“很多人问，中国移动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去多收购一些国外的电信服务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说，“在电信行业我们虽然经验丰富，但都是国内的经验，换一个地方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另外，人才缺乏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瓶颈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说，“对于境外投资风险的评估，我们还很不成熟，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对境外投资的审批手续也过于繁琐。”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来统筹规划，需要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性问题，统筹规划协调中国的战略性资源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只有这样，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才能走好，否则要付出巨大代价。
　　“应该尽快制定企业国际化的国家战略，加强立法保护。在英、美、日、韩等国家实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都通过立法从国家层面对本国海外投资进行必要的规范指导和权益保护，如美国的《对外投资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等；韩国的《海外资源开发促进法》、《扩大海外投资法案》等。而我们目前对外投资的制度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办法实现，法规层次不高，全面性和系统性也不够。另外，还需加强企业国际化的政策支持，提供投资服务。在日本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贸易保险、国际协力银行等都是日本政府授权或出资的半政府特殊机构，对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重要援助。”葛俊杰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