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日，网上讨论“广州周末收费使用公车”的帖子甚多，这一方面说明大家关心财政支出问题，也就是关心自己的税金是怎么用的；另一方面说明大家对公务员的一举一动十分关注。
　　公车改革注定是今年全国两会的一大热点。该是大改公车的时候了。
　　我是反对这个方案的。既然身为公车，就应该与私用一刀两断，分的明明白白。不要留这样一个缺口。否则，会留下一大堆说不清楚的账，最后究竟是不是公务员负担了周末用车的费用，只有天知道。
　　有一位腾讯微博博主在我的微博上说的很好：
　　牛纵腾点评：周末私用收费只是规定，执行不执行和怎么执行才是关键，怎么规范公用和私用也是个问题，周末就一定是私用？非周末就肯定是公用？
　　真是这样的，领导干部周末就一定要用公车吗？没有公车相随，日子就过不下去吗？还是“待遇论”在作怪。那么多的老百姓连公车都没有摸过，不是一样过得很好嘛！
　　这几天很多记者问我：你的“叶氏车改”为什么难以推行？我的回答是“待遇论”和“安全论”。好不容易干到可以享受专车了，怎么能够不享受呢？领导干部日理万机，开车多不安全。
　　其实，倒退30年，除了高级干部，哪个领导敢想周末用公车的事情？由于公车制度不严谨，才会演化成现在这个样子——没有车不出门。周末打球、喝茶，难道一定要使用公车吗？步行、公共汽车、自己开车、出租车，多的是办法。
　　在这里，我想讲两个故事。
　　故事一：一位当过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后来又当省委书记的领导对我说过，当时在当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的时候，他的妻弟送一辆旧的捷达车给他，周末，他就和夫人一起开捷达车出去兜风，很是温馨。现在升级就不能再开车了。很是郁闷。
　　故事二：我是1983年7月大学毕业的，9月有一个大学同学的第一次聚会，一位在计委工作的同学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他分到了一辆自行车，可以骑着上下班，周末也可以。我们真是羡慕他，这么好的待遇。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自行车一是要凭票购买，二是大家的收入都不高。一辆自行车我记得在100至200元之间，是当时结婚的“三大件”之一——还有缝纫机、手表，合称“三转”。我买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1987年买的武汉“永光牌”自行车，160多元。公务员骑自行车上下班，不应该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