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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以总统为代表的政府，与媒体之间一直存在着爱恨交加的关系。从华盛顿、杰斐逊时期总统忍受着媒体的误解乃至造谣中伤，到杰克逊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对媒体的善加利用，美国政府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而这段路程，也正是美国走向强大的过程。
说美国的新闻史就是美国的强国史，并不为过。
美国媒体有今天的强盛，是与开国者的开明分不开的。
按理说，作为国父的华盛顿，应该是最受媒体善待的，因为他的民望非常之高，为人也近乎完美。但遗憾的是，媒体却并不这样看，一些与华盛顿持不同政见的媒体，总是竭尽所能地攻击他的每项政策，并且拿一些莫须有的私事来说事儿，直到他退休之后都不放过。以至于热衷读报的华盛顿，曾经一度取消了大多数报纸的订阅。
至于其他总统，从杰斐逊到麦迪逊，也都受过媒体的不同程度的攻讦和谩骂，造谣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杰斐逊，他承受的可是双重痛苦：一方面，要忍受媒体的攻击，另一方面，还要捍卫它们骂自己的权利。
你捍卫的人，整天没完没了地骂你，这种郁闷，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只不过，杰斐逊不是一般人，他是“二班”的。
杰斐逊的“二班”有两个支柱性的想法，使他最终超越个人与媒体的爱恨，将美国强大的种子保存了下来。
杰斐逊的第一个信念，是报刊在履行民主职能中的独特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尽管他也十分郁闷媒体对他的指责乃至恶意诽谤，但他始终相信，媒体会慢慢成长起来，变得有责任心，就像不懂事的孩童终究会长大成人一样。而做父母的，又怎么会为了孩童的一些胡闹，将他们锁在小屋中呢？
民主，是从家里做起的，父母对孩子行宽容之道，能够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收获的，将是成熟和有希望的未来。
杰斐逊的第二个信念，看上去有些理想主义，但却是靠谱的理想，那就是，公共舆论会纠正报刊对其自由的滥用。
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杰斐逊表现出对当时新闻界的忧虑，“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并为我们政府官员所羁绊，它们由于失信于民而使自己分文不值”。他相信，媒体的自强，必将源自对民意的尊重和对事实的尊重，它们迟早会意识到对自由的滥用是要付出代价的。
遗憾的是，杰斐逊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媒体变得理智和富有责任感，所幸的是，在之后的日子里，美国媒体终究还是在民意的驱动下，走向了自律和自强。
提到杰斐逊，很多美国人都会感激他在教育上的贡献，尤其是他的弗吉尼亚大学。其实，人们更该感激的，是杰斐逊对媒体发展的尊重和护卫，容忍它们的幼稚，容忍它们的偏颇，引导它们最终回到正轨上来，成为美国强大的推动力量。
换言之，如果作为国父的华盛顿，作为精神领袖的杰斐逊，对媒体全力反击，甚至听从周边人的怂恿，封杀那些媒体和撰稿人，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强大的美国媒体，美国的强势话语权，也就无从谈起了。
人们虽然感慨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这些开国元勋对媒体及新闻自由的宽容与尊重，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还不十分善于利用媒体，只是被动地忍让，而不是主动地引导其为社会发展及政治事务服务。
但这种呵护已足够重要了。它保留了美国媒体发展和做强的火种，也为此后美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一种氛围，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集体走弯路。
许多年后，就连社会心理学家都感慨地说，美国媒体有强烈的揭丑意识，这部分地源自于这样一种认识--“在群体内的自我服务式吹捧会变得非常危险”，并且这种吹捧越齐心，对国家利益和政权的危害越大，伊拉克战争之前的美国媒体吹捧布什政府就是很好的例子。
杰克逊为什么是奥巴马的“竞选顾问”？
转折出现在杰克逊时期。
就竞选艺术而言，杰克逊堪称奥巴马总统的老师，180年后奥巴马所做的许多努力，其实都是杰克逊玩剩下的。
他们所做的归根结底，无外乎两点：一是全面否定前任；二是宣示他是人民的代表，要对社会进行改变。而被充分利用的，则是媒体。杰克逊时期是报刊，奥巴马时期加上了互联网。
其实，早在1824年的大选中，杰克逊就大有机会入主白宫。当时小亚当斯（开国元勋老亚当斯总统之子）与杰克逊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此时退出竞选的亨利?克莱的倾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结果，克莱把他所控制的三个州的选举人票让给了亚当斯，使得亚当斯以微弱优势取胜。
而对于亚当斯来说，最为致命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
本来人们就对亚当斯与克莱的联手充满猜疑，而亚当斯却恰恰主动为反对者送上了“弹药”--选择了克莱做他的国务卿，从而犯下了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错误。
尽管亚当斯自信是出于公心，但这却在客观上坐实了杰克逊阵营的猜疑--亚当斯与克莱在大选中做了“肮脏的交易”。
一家杰克逊派的报纸大叫：“2月9日，在华盛顿，篡位者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喷出的毒气，毒化了美国的美德、自由和独立。”
也正是从那时起，杰克逊展开了全面的反攻，不仅成立了新党，动员一切舆论力量抨击亚当斯政府，而且从1825年起就正式开始了1828年的竞选工作。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像以往打仗一样，杰克逊将军将1828年大选当做了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并且坚信，这是为了让“人民的意志”战胜“华盛顿的腐败和阴谋”。
民众很快被调动了起来。随着国会中反对派的形成，在全国各地便迅速成立了支持杰克逊的基层组织。这个组织，最初就叫“杰克逊之友”，后来改名为“民主共和党”，最终定名为“民主党”（也就是今天民主党的前身）。
媒体也被动员起来。支持杰克逊的报纸，一方面在竭尽全力为难亚当斯政府，抓住亚当斯任何一个不当大做文章，另一方面则深入宣传杰克逊的形象，从“新奥尔良的英雄”、“人民的候选人”到“田纳西的农民”，使千百万农民相信，“老核桃树”的事业就是普通美国人的事业。
杰克逊团队的活力显然是亚当斯阵营所不及的。为了吸引民众的眼球，杰克逊党别出心裁地组织起了前无古人的竞选活动：募集资金，编辑选民名单，草拟口号，传唱政治歌曲，分发小册子和印刷品，组织游行、集会、野餐甚至宴会。
被称做“啦啦队”的杰克逊竞选人员甚至还分发起了核桃把的扫帚、核桃树棍子和手杖，到处插放核桃树旗杆，总之，全国上下处处可见核桃。
胜利是自然而然的了。就连亚当斯的支持者，后来都绝望地承认，“组织是胜利的诀窍，等我们想要这样做时，已被打垮了。”借助有效的组织，借助对公众舆论的有效调动，特别是借助同情和支持自己的媒体，杰克逊打赢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场由媒体发挥重要作用的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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