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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著名的国会听证会的证词中，大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提出了他对货币管理产业的定论。他援引一份当时由耶鲁的一位博士生刚刚完成的毕业论文，认为随机选择的股票组合会比专业管理的共同基金表现好。当众议院银行业务委员会主席对此表示不可置信时，教授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说：“当我说‘随机’时，我希望您想想掷骰子，或随机的号码，或投掷飞镖游戏。”三年后，萨缪尔森成为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但这种对他成就的认定并没有使他说话中听一些。他在1974年写道：
大多数的投资决策者都应该失业，他们应该去从事管道工，或者去教希腊文，或者去做公司决策者来帮助提高GNP。虽然这个建议实实在在是一个好建议，但这个忠告显然不会被热烈地追捧。
萨缪尔森的宣言听起来并不像对对冲基金的认可，但他对职业投资者的谴责并未说绝。即使多数基金管理人如果从事管道工确实会对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但萨缪尔森还是相信一个真正有见解的人是可以战胜市场的。他写道：“人们在身高、外表以及说话的尖刻程度上都可以有所不同，那为什么他们的PQ，或者说表现商数就不能有所不同呢？”当然，这些非同一般的投资者不会便宜地把自己卖给“福特基金会或当地的银行信托部，他们拥有比做这些事情高得多的智商”。这些牛人更可能合作起来去为他们自己牟利，也可能会设立对冲基金。萨缪尔森从来不缺乏信心，这个25岁就成名的天才在当时就发表了数量超过他的岁数的论文，他理所当然地相信他可以辨认出那些能战胜市场的人。1970年他成为一家名为商品公司（CommoditiesCorporation）的小公司的投资人，同时他还在巴菲特那里投资，用来分散风险。
商品公司是由真正意义上的“定量分析员”创建的第一个专业公司，这种采用计算机技术建模的人有时被称为“火箭科学家”。其招股说明书的第一页宣称该公司的成立前提是利用“大规模的经济计量分析，这在计算机引进之前是不可能的”。开创这个事业的交易商还包括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保罗·库特勒（PaulCootner），他在学术界由于对有效市场理论的贡献而闻名。除了一些经济学博士外，该公司后来还聘请了曾参与“阿波罗”计划的程序员，他是名副其实的火箭科学家。该风险投资的法律结构是有限公司，而不是合伙企业，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典型的对冲基金：它做多也做空，利用杠杆效应，其高额利润由管理人员和少数投资者共享。萨缪尔森在该公司参股了125000美元，并同意成为董事会成员。
萨缪尔森的参与主要是想在该公司那个求富心切又有些狂妄的总裁海默·威玛（HelmutWeymar）的身上赌一把。威玛刚刚完成的博士论文里提出一种预期可可价格的方法：它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来确定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巧克力的消费，进而刺激对可可的需求；西非的干旱或湿度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可可的供应，等等。威玛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他认识了萨缪尔森和库特勒。但是，虽然威玛指望他的老师帮他提高数学和计算机技能，他却并不认同有效市场理论。他后来说：“我认为随机漫步理论是胡说八道，认为个人不能依靠有竞争力的优势来赚大钱的整个想法都是不正常的。”
威玛个头很高，戴副眼镜，高颧骨，继承了他德国父母典型的北欧特征。他在童年时期曾从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这段经历造就了他独立的性格，也坚定了他赚取很多钱而不依靠任何人的决心。还是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关于冰镇橘子汁行业的数学模型，当他的这个模型表明果汁价格会翻番的时候，他借了20000美元，从一个仓库买了许多果汁。结果他的这个模型是正确的，果汁的价格果然暴涨。而唯一的障碍是当地的超市不放心从一个学生手里批发果汁，威玛只好把果汁又卖给那个仓库，这使他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利润。
他在博士阶段研究的是可可市场，在完成学业后，威玛开始在一个叫纳贝斯克（Nabisco）的食品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很快就说服他的老板们根据他的预期进行交易，方法是如果可可价格低于他的模型预测价格的话，公司就买进以满足制造巧克力的需要；如果市场价格高于模型的预测价格，公司就停止采购。当威玛的模型刚用于交易时，可可的价格远远低于模型预测价格，所以他们大量买入可可的期货；接着，可可的价格降得更低了，也就是说威玛那时开始亏本了,但是根据他的模型，威玛还是继续购买可可。
纳贝斯克公司的首席财政官开始担心，而威玛用计量术语搪塞了过去。同时，威玛发现自己已经坐拥了够纳贝斯克公司两年生产用的可可。“你确定你知道在做什么吗？”威玛的老板不止一次地问他。虽然威玛心里发毛，但他还是表现得很自信。但是，就在快要崩溃的时候，由于非洲可可减产，可可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威玛将他储备的部分转手，获得了巨额利润。他后来承认：“在我的一生中，那段时间我不谦虚，也不自我怀疑。”
受到这次成功的鼓舞，威玛决心自己干。他开始和另一个刚踏出校门、和他一起在纳贝斯克预测小组工作的经济学博士弗兰克·万纳森（FrankVannerson）计划筹建公司，这两个人看上去不像能一起合伙做事的搭档。威玛信心十足，而万纳森胡子拉碴，寡言少语——一个同事形容他像一个中世纪穿着皮凉鞋、披着带帽子的长袍的修道士，另一个同事说他像个和蔼可亲的心理医生。但威玛和万纳森是亲密的朋友，万纳森关于小麦市场的博士论文和威玛在可可方面的专业知识相互补充。威玛拉其他人入伙，他们大致确定了一个方案。在筹集了250万美元的创业资金后，他们把公司开在了普林斯顿一个离威玛和万纳森住所不远的地方。
他们的总部是一个农场的房子，周围围绕着开花的树木和几公顷的大草坪。开业第一天，威玛穿着西服，万纳森穿着卡其布的开领衬衫，带着他那条叫“花生”的狗。威玛的办公室里摆着一个巨大的胡桃木的办公桌和一个巨大的红皮椅子，这种组合和他非常相配。但万纳森的随意和平等的作风很快就主导了公司，如果召开一个公司会议，连厨师阿格尼斯都会收到邀请。这个在老农舍里的社区，还有一条被汽车撞断了一条腿的名为“可可”的德国牧羊犬。
威玛的雇员不多，包括7名专业人士和6个辅助人员，有时会在午餐后玩丢马蹄铁的游戏，或在收市后打垒球。这种随意的氛围标志着这个公司和繁忙的纽约商品公司有着显著差别：这家公司靠的不是推销和建立客户关系，看起来也不像内部交易，它是靠电脑模型、数学以及信息优势来战胜市场。公司的创始人定期举办研讨会来相互学习交易理论，在黑板上写满公式。这与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的公司依靠选股取胜或迈克尔·斯坦哈特的交易室里比萨饼到处散落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
威玛组建了一个倚重基本面分析的团队，他需要能建立模型来预测价格的计量经济学家，因为当现实靠近预计价格时，利润就可以保证了。威玛负责可可的交易，万纳森负责小麦的交易，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保罗·库特勒则带着关于猪腩肉市场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加盟，曾任教于罗格斯大学的计量经济学家肯尼思·迈因肯（KennethMeinken）则负责大豆和饲料贸易。威玛希望通过聘请在不同商品方面的专家分散公司在任何一个市场的风险。
威玛往他的可可模型里输入了大量数据。为了在西非的可可种植国家正式通报他们的收成之前预测可可的供货量，他考察了象牙海岸和加纳地区的天气与可可产量之间的相关性。通过跟踪降雨和湿度模式，他可以预测可可收成，从而预测可可的供应量，并最终预测其价格。
创业组里有一个德国人汉斯·基利恩（HansKilian），他开着路虎汽车在非洲农村转悠，观察可可树，记录可可树豆荚的数量、长度以及各方面状况。可可树和苹果树一样高，一棵树上大约有25个豆荚，因此这个数豆荚的人抱怨数豆荚数得颈部僵硬了。他的路虎经常发生故障，还得费力保护那些用来支付帮他数豆荚的加纳本地工人工钱所需的大量加纳货币。但是，这种努力提供了一种确认或纠正根据天气状况预测可可供应的方法。威玛设计了一种复杂的预测可可价格的模型，现在他有了可以输入这个模型的复杂数据。
然而，老练并不能保证成功。在公司开始运营后不久，美国的玉米地受到了一种叫做“枯萎病”的真菌病的攻击，一些植物专家预测枯萎病将在第二年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受这种玉米即将稀缺的预期影响，玉米期货价格开始上扬。面对漫天的使市场恐惧的半科学谣言，威玛和他的同事看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他们从罗格斯大学聘请了一个在新泽西州做顾问的植物病理学家，他们增加了他的研究预算，报销了他在全国各地参加科学会议的费用。经过几个星期的调查，这个罗格斯大学的病理学家认为枯萎病的问题被夸大了，众多的吓人故事不过是媒体的危言耸听而已。威玛和他的同事欢呼雀跃了：病理学家的结论意味着玉米价格将下调，因此这些交易商开始进入市场大量做空，期待着那个危言耸听的传闻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时刻。然后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栏目在常规的越南战事报道后做了一个对玉米枯萎病的特别报告，栏目中特邀了伊利诺伊州的一个植物病理学家，而这个植物病理学家代表着一个玉米种植量大大超过新泽西州的州。他预测玉米将会有灾难性的收成。
威玛和他的同事那个周末没怎么睡觉。他们根据一个病理学家的建议建起了一个玉米市场的巨大空头头寸，但现在有位资历更深的病理学家和他的意见相左。当市场终于在周一开市时，玉米期货的急剧上涨致使交易瞬间停牌，因为商品交易所对每天的波动幅度进行了限制，以遏制价格的极度波动。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出手，在零星的几笔交易之后，价格就达到了停牌限额，威玛和他的朋友们都被套牢了。直到周二，公司才终于找到机会回补空仓，但那时损失已经造成了：该公司25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现在只剩下90万美元。威玛的公司眼看就要崩溃。罗格斯大学病理学家的论断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对他们已不是什么安慰：根本没什么玉米枯萎病，而商品公司就在最高价位将空单补回了。
1971年，玉米市场的惨败使商品公司奄奄一息，创始人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影响。威玛不知道他对于另一个愤怒的联合创始人放在他办公室的用来打兔子和野鸡的猎枪到底该多紧张。公司的创始成员有几个想撤资：尽管有复杂的计量模型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博士，可威玛和他的团队似乎缺乏萨缪尔森所寻求的高“表现商数”。但威玛有决心，他以前也有过绝处逢生的经历。
当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在一系列押错的赌局中损失了所有的钱，然后他跑到棒球场的露天天台，喝了很多啤酒，想着怎么起死回生。这一次，他是在普林斯顿，“喝酒+棒球”疗法不那么现成，但他不准备退让。他把自己想象成曾经读过的著名小说里的浪漫主人公——以不断的受虐来对抗挫折，在逆境所带来的焦虑和反思中蹒跚前行。他不想放弃有着傍晚时分的垒球和开着花的树的年轻公司。如果那条叫
“可可”的狗在失去一条腿后仍然可以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那么可可交易员也可以在损失很大一部分资金后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
商品公司的董事会于1971年7月召开，并同意给威玛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亏损100000美元，公司就关闭。在接下来的又一次惨败之后，原来的7个专业人士中，有4个离开了公司，包括万纳森。但公司马上就开始起死回生，并为成长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交易公司之一奠定了基础。
1971年的惨败后，威玛着手重新审视自己的市场理论。他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学家们对建模和数据的信赖：价格反映了供给和需求的基本因素，因此，如果你能预测这些因素，你就可以赚钱。但是，经验告诉他要谦逊。对数据的过度信赖可能最终是一个诅咒，只不过培育了一些诱使你建立过大的交易头寸的狂妄之徒。如果商品公司在玉米病虫害问题上只下注于一个稳健的规模，它可能不会被一条晚间新闻吓得马上改变头寸，其结果将会是利润，而不是命悬一线。
威玛的再思考从一种新的冒险方法开始。他现在喜欢说，世界上最危险的人就是那些从未全力以赴的聪明的交易员。在清醒的时候，他很可能承认该公司最疯狂的交易员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有同事曾暗示，把风险控制交给威玛负责就和将道路安全交给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Knievel）负责一样。
在商品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公司用的是保罗?库特勒设计的风险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用了精密的数学计算，但也过于复杂，难以有效落实。根据库特勒的系统，公司的营运资本都在一起，交易员可以自由地动用，如果他们投资于大且不稳定的头寸，公司就对他们进行罚息。从理论上讲，交易者必须很有信心才会在一个充满动荡的市场下注。但是，玉米病虫害证明，在自我意识很强的公司，自信心惊人地膨胀，职员远远无法了解交易员们实际上没有任何风险控制的市场持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库特勒的制度有缺陷，库特勒自己也离开了，威玛开始着手创建一个操作性更强的风险控制系统。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在当今与商品公司有着渊源的对冲基金里或多或少留存下来的风险控制系统。它基本沿用了琼斯公司使用的部门经理系统：每个交易员都作为一个独立的盈利中心，其拥有的资本规模大小反映了以前的业绩。但是，该系统还迫使交易员控制赌注的大小，这对于相对平稳的股市投资无足轻重，但对大宗商品交易却至关重要。
根据管理股票的制度，投资者最多只能借入所买入股票价值的一半，即便他再想借入，其负债率也不可能高于2:1。但是商品期货完全不同，交易员可以只投入一小部分现金作为保证金，借入他们头寸价值的绝大部分。
因为杠杆效应更大，一次赌错就可以亏损掉大量资金。商品公司的新系统对交易员所持头寸的风险规定了上限，如果交易者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限制将会更多。任何亏损掉最初资本一半的人必须平仓，离开一个月，并得写一份备忘录交给管理层，解释他的失误。
新的风险控制系统与玉米市场惨败后的另一个再思考有关。威玛和他的同事对价格趋势有了全新的发现。当然，有效市场理论认为这种趋势不存在，随机漫步的共识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很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不同的看法。但弗兰克?万纳森已经得到由印第安纳一家公司——唐-哈哥特公司（Dunn&Hargitt）收集整理的商品价格的所有历史数据。离开纳贝斯克前，万纳森曾花了一年时间在唐-哈哥特的数据上，分析了15种商品的每日价格。1970年3月商品公司开业时，他对自己的价格趋势确实存在的结论很满意，而无论学术界如何持反对意见。此外，万纳森设计了一种计算机程序，可以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交易。他把他的心血结晶叫做专业计算机系统，或TCS，它是对冲基金行业涌现出的大批自动化交易系统中的第一个。
威玛最初怀疑万纳森的项目，他的趋势跟踪的概念似乎过于简单：
买入刚刚上涨的东西，因为它们将继续上涨；卖空刚刚下跌的东西，因为它们将继续下跌。尽管万纳森的程序进了一步，对意味着持久趋势的上涨和没什么意义的上涨加以了区分，但威玛对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大钱表示怀疑。但是到了1971年夏天，威玛改变了看法：玉米市场的惨败只有一个原因，
自动交易系统最大的优点就是风险控制从一开始就必须编入计算机程序，那样也就没有过度自信的交易员突破其限定的危险。但是，专业计算机系统也证明在预测市场上具有优势。威玛在纳贝斯克公司运转得很好的可可模型在商品公司的第一年就错误地预测了市场，以致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万纳森的关注市场模式，而不是巧克力的消费或降雨量等基本面的趋势跟踪模型，却从公司开业起就一直在带来盈利。
在玉米市场的惨败后，威玛开始把更多的资金投到专业计算机系统，而交易员也对程序的决定有了新的发现。事实上，新的风险控制制度没给他们多少选择的余地，它规定交易员押在趋势上的赌注不能超过资本的十分之一，并且实施控制所使用的趋势是由万纳森的程序鉴别出来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专业计算机系统上重新投入了大量资金，即使趋势跟踪在学术界没什么地位，也不在自己的研究范畴。
1974年，一位名叫迈克尔·马库斯（MichaelMarcus）的年轻人了加盟了商品公司。起初，他和威玛对于模范交易员的概念完全不同。他不是专攻某种商品的计量经济学家，甚至连经济学学位都没有。他曾从心理学博士组退学，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怎么学过数学。而且，除了霍斯泰特之外，他是商品公司聘请的第一批没有博士学位的交易员之一。他的到来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当马库斯赚得3位数的回报率时，那些表示怀疑的人马上都不说什么了。在商品公司的10年里，马库斯的资本变成了以前的25倍，有些年份他的利润甚至超过了所有其他交易员的总和。
马库斯性格极端、安静、控制力极强，这一特质是他的方式在他身上的生动体现。他认为大多数食品有毒，并控制自己的摄入量，他曾经只吃生的蔬菜和水果，结果变得非常消瘦，以至于聘请了一位营养学家兼司机劝说自己回到平衡。马库斯将他的奖金用到奢侈的聚会和异国情调的旅行上。他一度拥有约10处房产，其中一些直到后来他卖掉的时候也没在那里待过一个晚上。他包租了飞机，并将一辆公共汽车改装成房车，里面都是阿谀奉承的随行人员。他与重量级世界冠军上跆拳道课。不管他的生活方式如何极端，但正是这种极端造就了马库斯的交易奇迹。
为了与商品公司初建时的理念一致，他研究了可能导致市场变动的经济基本面。他每天早上带着一个装满市场报告的超大公文包到办公室，那时候还没有“小贴纸”，但马库斯将写得很工整的关键页码记下来用胶带贴上。他仔细研读简讯，查看导致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基本因素的数据，找出可能改变价格的变化，他将可能威胁到他的投资组合的所有情况都考虑到。如果玉米价格上升，小麦价格会不会也上涨？如果天气转冷，哪种农作物将首先受到影响？但为了和弗兰克·万纳森的趋势分析保持一致，马库斯没有局限于价格的基本面因素。他潜心学习价格图表，把那些图表当做投资者心理的反映，尤其关注图表和基本面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如果基本面给了坏消息，但图表显示市场将持续上升，这就意味着投资者已经消除了下跌的可能——没有什么会改变这个趋势，市场只可能向上。
马库斯对图表的注意反映了他的经历。他从业早期曾在棉花交易所工作，看着交易员们附和着同事的节奏：有时他们都争相高喊，有时他们筋疲力尽，安静下来。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超出了前一天的最高价，它就很可能会趁势继续上涨，所以马库斯会在临界点大量买入，如果市场走势和他的判断相左，他就利用止损单平仓来保护自己。市场要么快速上涨，要么马库斯退出市场，就像是装好了板冲浪，准备迎接下一波大浪，如果时机不对，就回到水里。马库斯估计他正确的时候不到一半，但他赢得的利润是当他需要平仓时所造成损失的20倍或30倍。
马库斯在形成其投资风格的同时，也和同事之间相互学习以吸取经验教训，所以大家的文化理念趋同。交易员在研究价格图表，找出有利可图的趋势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规律。
市场的底部往往是圆滑的曲线，因为大丰收不仅推动价格下降，而且导致过量商品进入库存，这个存货使得价格低迷持续相当长时间。相反，市场的顶部往往比较尖，如果某种农作物突然短缺，消费量就得大幅下降，导致价格暴涨；但如果下一季收成不错，短缺消失，价格就会迅速回落。但这种模式也因具体商品的不同而有差异：例如，猪肚和鸡蛋就以尖底而闻名，这些商品的存储期有限，所以过剩的商品只能投放到市场，而不是转为存货。
商品公司的交易员对投资者心理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人们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形成观点，新信息可以被即时处理的观念只是学术界的前提假设之一，和现实没什么关系。信息被投资者逐步消化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变动具有趋势性，但市场心理更加微妙，有时候投资者的反应会快些。商品公司的交易员发现，人们并不是简单地对市场进行前瞻性判断，他们会对近来的经历做出反应。例如，亏损可能会导致急于抛售，而盈利可能掀起购买狂潮。这种认识导致了对拥堵点的理解，就是使图表上的市场价格上涨或下跌前的窄幅波动的地方。当一种商品价格突破其一贯的价格区间，押错赌注的投资者就会出现大幅亏损，因为恐慌，他们将匆匆平仓，使价格更加远离之前的价格区间。这种模式会让霍斯泰特想起拥堵在火车站门边的旅客：他们花很长时间突破瓶颈，不管向哪个方向，但一旦突破，速度往往就会加快。
马库斯的交易风格使威玛对他的公司的初步构想失效。在后来的对冲基金里，真正意义上的定量分析员们春风得意。但只要趋势分析能赢得可观的利润，就没有道理沉迷于基本的计量经济分析。威玛起先的资料处理似乎有些吃力不讨好：有这么多的变量决定价格，几乎不可能所有的都弄对；而且，即使都对，你也可能破产，等着市场赶上你。马库斯的表现也颠覆了威玛起初对专业交易员们的信心。如果利润来自利用趋势，那么这场比赛不过就是找出有强烈趋势的商品，在糖或小麦市场没有明显趋势的时候，就根本没必要去浪费时间研究它们。在棉花交易所工作后，马库斯知道“专业”是什么样子，他像新皈依者一样狂热地传播大众化的福音。
马库斯不进行专业化的决心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货币交易这个新领域的先驱。尼克松放弃将美元和黄金挂钩之后，从1972年5月开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用7种自由浮动的货币进行期货交易。马库斯很快看到了将他的市场趋势技巧运用于一个新市场的机会，他的冲浪技巧应用到一个新的领域：投资者的心理可以在货币市场创造如在商品市场中一样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马库斯大约三分之一的交易是货币交易，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比例占到了三分之二。马库斯在商品公司的同事也开始交易货币，就像公司培育的独立交易员一样。对冲基金的新形式的交易员——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成为中央银行祸害的宏观交易员——开始在普林斯顿农舍不协调的环境中蠢蠢欲动。
马库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下看起来很有用。在某些时期，当政府充好人的时候，市场出现不稳定；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搞不定情有可原。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实行了价格管制，这种管制与后来的错误的货币管制实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制定了拙劣的公共政策，因为这些政策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他们使投机者如日中天。
尼克松政府将夹板价格固定在每平方英尺110美元，并在坦克入侵通道竖起锥形交通路标标识。当时美国建筑业兴旺，对胶合板的需求量很大，建造商们以远远超过政府规定的价格买入木板。很快，胶合板的仓库就将货送往加拿大然后再送回以避开政府管制，或者他们搞些“附加值服务”，比如将木板上的一个条状碎片刮掉，然后每平方英尺收取150美元。与此同时，不能买到足够木材的建造商们开始在价格未受管制的期货市场购买。由于相信现货市场上人为造成的稀缺将推动期货价格上涨，马库斯购买了大量胶合板期货，后来它们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
当1973年初尼克松放弃价格管制时，马库斯赚的钱更多。正如任何自由主义都看到的一样，无能的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使货币贬值，因此，只要通过借款大量买入谷物、豆类和金属，交易员就肯定能发财。仅在1974年，咖啡的价格就上涨了25%，水稻价格上涨2/3，白糖价格翻了一倍，任何借钱买入这些商品的人都能赚钱。接着商品价格开始反转，变成同样可以用来赚钱的下降趋势：白糖相对其最高价跌了67%，棉花和橡胶跌了40%，可可下跌超过25%。卡特政府试图刺激经济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使美元相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了1/3，这些大起大落给新兴的货币期货市场的投机者创造了大量的机会。①
1975年初，马库斯瞅准了一个能预测狙击固定汇率来获利的机会，这种做法使对冲基金后来臭名昭著。在他找出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过程中，他决定进行一个像尼克松的价格管制一样有诱惑力的干预：沙特阿拉伯的货币盯住美元，不难看出这种“盯住”会有问题。当沙特阿拉伯的出口收入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猛增时，它的货币供给会增加，并导致货币升值。当然，货币并不一定非升值不可，沙特阿拉伯可以选择通货膨胀。但是，跟随将接着攻击从英国到泰国各地的盯住汇率的货币投机者的思路，马库斯看到，不管汇率升不升值，贬值都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将赌注押在沙特阿拉伯的货币上成为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单向赌博，虽不能保证一定赚钱，但几乎可以保证不会亏钱。因此，马库斯借款大量买入里亚尔，然后高枕无忧。1975年3月，沙特阿拉伯放弃盯住美元并将货币升值，马库斯又大赚了一笔。
截至1970年底，商品公司的成功已引人侧目。对玉米市场失败的记忆已经渐渐淡去，迈克尔·马库斯的趋势分析方式为公司的很多交易员创造了高于50%的回报率，公司的资本从最低点时的不到100万美元迅速增加到约3000万美元，在农场的办公室得以扩建，新的大楼投入使用。威玛聘请了新的交易员，每个交易者又聘请了研究人员以分析图表，新的行政工作人员以老前辈们觉得荒谬的速度招进来，尤其是管理费用从交易利润支出以后。但那时利润大得足以掩盖这个问题。
仅在1980年，他们就赚了4200万美元，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因此，即使在对140名员工发放了1300万美元的奖金后，威玛的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仍然排名58。威玛安排他的员工及其家属坐头等仓飞到百慕大集体休假，交易员借此机会痛批威玛滥用公款，但他们都知道商品公司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首先是灵活性的胜利。通过超越经济计量，将重点转到趋势分析，威玛体现了不断在对冲基金历史上出现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甚至在商业历史上也很普遍。创新往往归因于在大学和科研所盛行的理论，因此，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是硅谷的创意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也支撑着制药业的创新研究。但事实是，相对于学术上的重大突破来说，创新更依赖于普通的反复实验，更依赖于支持可行的东西的意愿，而不是其理论基础。即使是在研究可以成功直接转化为商业计划的金融业，反复实验依然是关键。
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本着图表分析能使他准确预测大盘走势的期望开始创业，结果证明根本行不通，不过他即兴发明的奖励选股者的新系统使他获得了成功。斯坦哈特、范恩和博考维奇本是证券分析师，但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额交易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偏重。
和迈克尔·斯坦哈特他们三个的公司差不多，商品公司受益于这种适合20世纪70年代的方法。金融市场是个将想要避免风险的人和想冒险赚取收益的人相匹配的机制，是保险寻求者到保险销售者的转移。在20世纪60年代，寻求保险以抵御商品价格波动的人并不多。政府对农产品设定了最低价格，但产品剩余阻止价格上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员在大豆交易区的台阶上靠看报纸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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