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中国应始终不渝地“逢低吸纳”黄金
专访《中国金融战略:2020》作者夏斌
2011-01-31   作者:记者 李晓辉/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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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斌 国务院参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成员。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著有《中国货币供给理论的实证研究》、《货币供应量不宜作为货币调控的惟一目标》《中国私募基金报告》等著作。

    以往从未爽约的白雪,而今却被南方美景迷恋,迟迟不愿现身京城。面对通胀压力的中国经济就像南冻北旱的天气——调控两难。
  北京CBD,大望路的一家酒店,《经济参考报》记者早早地来到大堂,在这里将对国务院参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进行采访。就在比约定时间晚了5分钟的光景,从酒店大门健步走来一位身材消瘦、神采奕奕颇有风范的学者,上前紧握着记者的手连声说道“抱歉,抱歉,来晚了,没想到这么堵车。”没有傲慢的神情,没有居高临下的话语。当记者夸奖他身材保持得好时,他用那夹杂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幽默地说:“还好,还好,这全拜托糖尿病带给我这么一副好身板。”一席话逗得在场人大笑,就是在这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夏斌就其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相关内容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

  “2020”中国金融大开放的临界点

  “白皮书”,这是《经济参考报》记者拿到《中国金融战略:2020》的第一感觉。不仅仅是白底黑字简约封面的直接印象,更是国之策士的深厚背景。虽然这不是出自官方的“白皮书”,但其蕴含的深远含义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书名中的“2020”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个时间点的意义何在?这是记者抛给夏斌的第一个问题。
  “2020年只是表明一段时期的概念。”夏斌说“这本书探讨的是中国金融战略,也就意味着10年时间,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基本完成书中拟定的金融战略任务。”
  “2020年也是我国金融大开放之前这一‘战略过渡期’结束的象征”夏斌坚定地说。
  紧接着夏斌向《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选择2020年为中国金融大开放临界点的理由。
  首先,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特别是在危机后世界金融格局重组中,中国整体的金融实力不是下降了,而是相对提高了。再用10年时间的努力,应该有条件实现中国金融的更大开放。
  其次,美国这轮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今后又一个30年中的前10年,中国经济必然是大踏步发展,这个10年是奠定21世纪中叶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基本地位的重要机遇期,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的重大历史时期。因此,理应要特别看重前一个10年。中国只有进行特别而全面的谋略、精心的策划,对金融发展中的短期制度、长期制度以及长短期制度衔接的安排作出认真部署,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能在今后的30年特别是后20年中,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所以,特别有必要以此10年为界,进行全面的战略思考与布局。
  第三,2009年,中国国务院宣布,到2020年,要把上海办成与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意味着,包括人民币全面自由兑换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金融大开放的时限初定为2020年。既然以2020年为界,自然是有实质性的内容部署。
  最后,选择2020年为界,约十年时间,正好是“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规划时期,这可与政府金融战略部署,与国民经济发展中其他相关领域的重大改革与开放事宜一并考虑,并尽可能衔接配合,以期取得更大的效应。
  中国金融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夏斌向《经济参考报》记者推荐他书中引用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德怀特?铂金斯告诫中国学者的一段话:“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接受过西方博士项目培训的经济学家,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将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到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中。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思考什么是对中国真正重要的问题,而并非什么是当时在西方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如果照搬哈佛经济学或麻省理工经济系最有名的五位经济学家的模型,那就错了。当然你可以这么做,而且这也有可能为你博得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但也有可能意味着你的研究对中国就不会那么重要了……中国经济学家想要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本身对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是不会有重大贡献的。”
  夏斌指着这段话称赞不已:“精辟、浅显,太有说服力,太生动了。一个推动中国金融发展实践有用的理论,绝对不可能是国际学术期刊转载次数最多的理论。”
  夏斌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书中提出了金融“四维系统”的概念,即金融系统是一个由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涉外金融构成的完整系统。基于这个系统,结合中国的现状,即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大国经济体特征,夏斌提出了自己的金融理论体系。
  他在解释这个理论体系时说:货币、金融的本质是人际经济活动中的一种“信任”。金融形式或现象可以千变万化,不变的仍是一种“信任”。因此,在千变万化中,人们必须把握货币、金融系统的四项特质:货币金融自身是一个复杂的四维系统;而且这个系统与生俱来存在着内在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化的系统,同时还存在结构上的非平等性。这是任何一国现代货币金融系统在实际运行中躲避不了的物质。

  “藏汇于民”应政策先行

  截至2010底,中国外汇储备高达2.8万亿美元,面对巨额的外汇储备,有人提出“藏汇于民”,但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持有外汇。如何解决?夏斌给出了他的观点。
  “‘藏汇于民’是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重要一环,但是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夏斌说,首先,在外汇管理政策上要逐步转向自愿结汇制;其次,应活跃国内的外汇金融市场,逐步拓宽居民持有外汇的投资渠道,提高其投资收益,减少其对外汇持有、投资的不必要顾虑;最后,要逐步放松国内居民投资海外市场的限制。
  夏斌给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在国内设立最初仅由本国居民参与的外币债券市场。
  二是允许外资企业在市场上发行本币债券,鼓励外资企业在A股市场发行股票筹资。同时放慢国内企业,尤其是资源型、战略型、垄断型企业的海外上市步伐。
  三是逐步放松居民对外投资的政策限制。
  四是加快放松国内企业境外投资、并购换汇等投资限制。

  中国应逐步提高黄金储备比例

  《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中国金融战略:2020》书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地球上16.3万吨黄金存量中可交易黄金仅为17%。截至2009年9月,全球官方黄金拥有量2.4万吨,其中美国8133.5吨、德国3408吨、意大利2451吨、法国2445吨,至2009年底中国持有黄金1054吨。在早已废除金本位制的情况,本书作者建议中国应择机增持黄金,这里究竟有何玄机?
  “择机增持黄金储备,是为了谋求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战略核心利益,构筑战略性储备。”夏斌将储备黄金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他说:“你是否注意到,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即使面临巨大的财政困境,不惜大量印钞也没卖1克黄金,这就是黄金的战略价值。”
  “对于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战略所求,是大势所趋,黄金储备尤为重要。”
  夏斌认为,一国信用货币要从国内货币走向国际货币,生产能力、贸易规模、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币值稳定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一国是否具有相当数量的最后清偿能力,仍是不可或缺的保障。从大国货币兴衰的历史角度看,不管是英镑还是美元,在崛起之初,都充分看重这一最后清偿能力的基础创建。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中增持黄金储备比例,是从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战略出发,是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最后确立打基础、做准备的。不断增持黄金储备,应该是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始终如一的一项重大原则。
  夏斌建议:第一,国家应修改、完善黄金管理规定。逐步放开中国企业、自然人在国际黄金市场的交易活动;允许境内企业参股投资国际采金矿业企业、从事黄金商业批发交易业务等。特别是对一些涉金国有企业,应尽快部署其增资扩股事宜。
  第二,在整个“金融战略过渡期”,内包括过渡期结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相关部门应始终不渝地贯彻“逢低吸纳”的方针。
  第三,除了黄金之外,对于白银等贵金属,也应该根据市场行情,积极吸纳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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