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科研机构转化技术成果的积极性，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前提。专家建议各级政府科研管理部门应以提高经济效益的整体目标立项，构建企业为主的应用研究投入体系，从而全面打破科研活动“闭门造车”的状况。
　　
　　立项　变“学术思维”为“市场思维”

　　专家认为，某一个应用技术项目应不应该立项、立项时机是否恰当、应该投入多少经费，这些问题企业往往比专家更清楚。在科研项目指南的确定和立项评审中，让相关领域有代表性的企业负责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可以减少“学术思维”主导带来的立项误区。

　　目前我国各地许多应用型科研项目的确立，大致要经过征集建议、发布项目申请指南、科研机构或企业申报、专家评审4个环节。北京大学教授周治平、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市场总监张建宁、北京网秦天下科技公司首席运营官史文勇等人认为：这种立项体系，表面上看是公平、公正的，但因为“裁判权”主要掌握在专家组手中，专家可能在技术上是权威，但在市场应用的判断上未必很准确。因此，科研立项的主导思维很大程度上还是“学术思维”、“专家思维”，缺少“市场思维”。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市场总监张建宁说，在我国通信行业，华为、中兴、大唐电信公司参与、甚至主导了很多科研项目，使这些项目较快地进行了市场化应用。比如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空间接口技术标准TD-SCDMA的研发和运用，由大唐电信公司牵头与17座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实施，使这一技术比较顺利地进入了应用领域。
　　改变科研课题“单打一”，也有利于科技成果价值的实现。专家指出，一个产品的研究，往往包括多项科技成果。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改变目前科研项目大多以单个环节、单项技术指标立项的办法。
　　据记者了解，《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的重大科技专项研究，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这种方式有效地改变了课题研究的分散性、割裂性，应该推广到所有应用研究的立项当中。

　　投入　变“重应用”为“重基础”

　　政府加大科研投入是件好事，但目前政府投入有“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倾向，使应用研究的“皇粮”增长过快，不利于调动科研机构“眼光向下”转化成果的积极性，不利于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200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达到4616亿元，比上年增长24.4%，其中，国家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了1.54%，较前些年有了明显提高。
　　随着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有充足的项目可以申报成功，实验室就缺少把技术转移出去、面向市场谋求科研经费的压力和动力。记者了解到，因为这个原因，许多高校往往组织“很强的班子”跑部门、争项目，但对外技术转移工作却十分薄弱。
　　陕西省科技厅厅长张炜说，美国高校基础研究的经费比重在2/3左右，我国政府投入高校的研究经费中，基础研究的比例远远低于这一比例，应用研究经费比例又远远高于美国高校。
　　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治平等人认为，国家科研经费增长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研究，或者提高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引导，从而让企业成为应用技术研究和转化的主体。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公司总裁助理周昕、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公司董事长杜进平等企业负责人反映，目前政府部门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更愿意给高校、科研机构，一大原因是它们属于科研、教育系统，即使项目失败了大家也没责任，但如果项目给了企业，会有更多的“责任风险”。
　　杜进平说：“为了让科技投入更有效，应该打破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客观来讲，企业对资金的使用效率往往高于纯科研机构。”
　　“没有市场前景的技术研究，企业一般是不会做的，如果让更多的研究机构‘为企业打工’，科技成果转化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西电电气公司科技技改部副部长何利利说。

　　驱动　从“找部长”到“找市场”

　　在我国，最近十多年来，应用型科研院所大多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从“找部长”到“找市场”，实现了科研与市场的对接。但很多政策的规定过于笼统，科技成果转化在操作上存在一定障碍。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曾出现科研优势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严重问题，原因主要是：根据当时美国法律，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归联邦政府，大学等科研部门没有转化的动力，而且联邦政府的技术转让非常复杂。直到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拥有2.8万个专利，而用于生产的仅占5%，高校每年获得的专利不到250项。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美国从1980年到1987年出台多项法案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核心法案是《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即《拜杜法案》)。这一法案规定，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产权所有权转移给大学，政府不享有直接回报。此举促成了“硅谷”等一批以高校智力资源为依托的高技术产业新城。2001年，美国高校签订技术转让合同4000多项，转让费10亿美元，企业对高校的科研资助，也从1985年的6.3亿美元，提高到22亿美元。
　　在我国，最近十多年来，应用型科研院所大多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从“找部长”到“找市场”，实现了科研与市场的对接。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江安说：“改制以来，我们既是科研院所，又是科技企业，科研活动都是面向市场的，转化率可以说是100%。”
　　西电电气公司科技技改部副部长何利利说：“科研院所改制的效果说明，科研机构从事的应用型研究，要真正实现价值，就应该真正以市场为导向。”
　　我国1996年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9年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2002年《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等，出台一系列措施，激励广大科技人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但很多政策的规定过于笼统，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障碍。
　　北大科技开发部部长姜玉祥说，高校在落实这一规定过程中，就面临程序太复杂的障碍，科研人员或学校若想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与企业合作，从专利技术评估到领导签字，再到走完财务部门审批及招拍挂等一系列程序，耗时长、效率低。
　　比如北大曾执行过一个人工耳蜗的科研项目，是中国和古巴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北大把这项项技术进行评估、报批、知识产权转移等手续办完，程序走了近半年时间。
　　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侯义斌、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永进认为，我国应考虑制订专门的《技术转移法》促进高校转移技术，还应该对已有的相关法律进行梳理，对不能有效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规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程序应该简化甚至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