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改革开放从哪儿开始？就是从制度开始的，而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法律开始的，因为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最稳定的东西是法律。但现在看来，光有制度不行，制度仍然可能随时被人为改变。同时，制度既有好有坏，法律也有善法、恶法之分。
　　市场的法律制度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一个叫作市场权利的法律制度，一个叫作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看，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从市场权利的角度来说，国家应该是更少的干预，让市场的主体享有更多的自由。而反过来，从市场秩序的角度出发，恰恰应该有更多的国家干预。如果秩序没有国家公权力作为后盾，是不可能得到完善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权力不能过多地介入市场自由，公权和私权更不能结合起来牟取私利；政府不应自己更多地去管资源，政府的职能应当更多地来管秩序。这就涉及政府职能和行为的改弦更张。
　　政府职能如果不变革的话，市场发育就是畸形的，会产生很大的系统危险。这些年来中国市场经济法律有很大的发展，但到今天为止，我们应该承认，那就是在我们的市场体系中，自由也不太够，秩序也不太好，两方面都有欠缺。
　　中国现在基本上已经做到有法可依了，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行政部门首先要做到有法必依。正如陆一君在书中所说的：“见诸法律和法规上面的规定，还只是一种书面形式，它们的落实还需要司(执行)法和行(行使)政系统有法必依的作为。在现实中，法律和法规的执行才是制度安排能够正常运作的根本性要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我们整个国家从法制走向法治，这是改革开放30年所需要实现的一个重大的飞跃。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制是制度，法治是理念。法律容易通过，但是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是很艰难的。
　　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两个解放”：一是把本应属于社会自治的功能、社会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二是从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里面，给予社会一定的自治权。所以，改革开放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给社会以更多自治的地位。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所谓法治，首先就是要处理好公权和私权的关系。这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市场经济中，私权是基础；二是市场主体的自治权应该优于公权；三是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应该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但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中、证券市场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国家管得太多，一切都要国家去批准，一切都要国家去许可。这样一来，凡事一开头就形成国家权力的行使直接与私权发生接触，就很容易发生公权和私权的碰撞和冲突。
　　如何把国家力量的运用从首先放到最后，必须花大力气去解决。国家权力用得越多、用得最早，就越容易引起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就不会有社会和谐！要解决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问题特别是证券市场的问题，必须适当地限制过早、过多地运用国家权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市场经济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础是信誉。在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就是公权力背后的公信力，即政府行为背后的国家信用。如政府行政部门因擅权和滥权而透支了国家公信力，从而导致社会失去公共信用基础，这对社会的危害恐怕比一个公司失去了信用不知要大多少倍！
　　面对这一切，我以为任何一个国家法治的完善都和学者的角色、地位密不可分。我们要看到，法学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还有另外一个社会历史作用——就是要基于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而仗义执言。
　　从这一点来说，陆一君作为体制中人，能够清醒地、独立地、长年一贯地坚持对市场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诸多问题，作超越部门、团体和利益群体的思考、研究和分析，并提出独到的见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抱负。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本文系作者为陆一著《谈股论经》所作的序，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