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日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导致国家间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多种，解决这一问题，要找出主要原因、注意对症下药，还要寻求综合治理。
　　张宇燕说，导致国家间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国内相对于投资和消费而言的储蓄不足，势必要在国际收支上表现出来。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必然是贸易逆差国。贸易政策是影响贸易不平衡的另一个直接因素。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无疑汇兑进出口施加重要影响。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经常作为平衡贸易差额的工具。影响贸易不平衡的第三个因素是汇率水平，因为货币比价的升贬会直接作用进贸易。此外，被列在资本项目下的直接投资多寡也可能影响到贸易平衡。中国实行的是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而且也相当成功，其结果之一，是外国在华投资带动了中国对投资国的出口。同样道理，美国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限制，等价于限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因此，相对应地，解决国家间贸易不平衡问题，至少要考虑几点：一是要找出导致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二是要注意对症下药；三是要寻求综合治理。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前不久提出为经常项目差额与ＧＤＰ比例设置量化指标、并在首尔Ｇ２０首脑会议召开之前１０天要求２０个首脑讨论的做法，让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感觉突兀。另外，美国在１９５０和１９６０年代长时期贸易顺差，１９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代长期贸易逆差，为何那时美国闭口不谈量化指标而现在提出来。这不禁让不少人怀疑这种做法是否具有特别的针对性。”张宇燕说。
　　张宇燕解释说，在相当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看来，“盖特纳方案”至少有几个需要仔细思考或评估的问题，比如说上面提到的三点考虑是否都关注到了，是否方案提出前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全球经济复苏十分脆弱时提出这样的方案时机是否成熟，这种高度简单化的做法是否会引起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它引起的争论是否会损害Ｇ２０首脑会谈本身的价值，等等。还有人担心“盖特纳方案”可能会引发某种“道德风险”。出发点可能是好的，是为了促进贸易发展，但这却可能给某些逆差国以借口，用达到量化指标做幌子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