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保罗·戴维森是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一向推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反对把“一切交给市场”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08年危机发生后，戴维森认为有必要把凯恩斯主义重新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政府和普通读者，以便能够让世界早日走出这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由于作者采用了科普读物的写作方法，并得益于译者孙时联女士驾驭两种文字和经济学专业知识的能力，此书读来确实既津津有味，又通俗易懂。
　　在戴维森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对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万能和有效的，一切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来，市场本身并不都能确保经济走向繁荣，当居民的储蓄存款不能通过金融市场的运作而被用于生产性投资，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时，就会产生失业，从而造成经济衰退，直至萧条。
　　在戴维森看来，凯恩斯主义拯救方案的关键所在，就是通过政府购买来扩大对厂商与企业产品的需求，进而达到制造利润机会来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以确保国家尽快从经济萧条中恢复经济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在世界经济再次处于百年一遇的危机冲击时，我们能否像戴维森所极力主张的那样，采取凯恩斯主义方案来帮助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迄今为止，历史并没有证实凯恩斯主义方案能够拯救世界使其从危机走向繁荣，凯恩斯主义方案所能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阻止危机的恶化，让危机以“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的方式完成其必须要经历的过程，道理很简单：归根结底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创造财富的部门。
　　即便如此，从今天的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的有效性也正在趋于弱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导致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趋于弱化的第一个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使得凯恩斯主义的救治方案大打折扣。
　　导致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趋于弱化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戴维森在本书中强调指出的来自于跨国生产体系的冲击。跨国生产体系的形成导致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的乘数效应由国内外溢到国际，由此造成的“乘数漏出效应”，使得政府财政支出对增加本国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大大下降。
　　导致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趋于弱化的第三个原因是老龄化。在经济衰退或者萧条时期，通过政府举债推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创造就业机会自然需要经济复苏后税负的增加来加以平衡，这就像谚语里所说的那样，七个歉收年需要七个丰收年来加以平衡。但是用自然界的周期现象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中的政策平滑问题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发生在自然界的周期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发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周期性变化并非是铁定不变的。
　　至此，我们不难看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并非是一剂救治危机的万能良方，它的有效性也要取决于其借以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各种约束条件都能够得到满足，凯恩斯主义的救治方案也不能创造繁荣，最多也只能起到防止危机演变为萧条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能够让凯恩斯主义有效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已基本无法得到满足，这集中体现在以上所分析的三个基本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上。它们导致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的乘数效应变小（技术进步所致）、外溢（生产国际化所致），并使“财政超调”政策受到遏制（人口老龄化所致）。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拯救仍然处在危机冲击下的世界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沉湎于市场自我恢复的美好愿望之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但是市场调整成本太高且时间过长，这也正是凯恩斯竭力主张政府干预的理由之一，因为按照他的说法，长期没有意义，长期我们都已死去。然而令凯恩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使得他当初精心设计的干预政策（救治危机的方案）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难道除了以上两种选择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只要我们能够对当前危机的原因认真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找到应对危机的准确方法。
　　摆在人们面前的任务就是需要找到导致基本面恶化的真实原因。其实，解决这个任务并不难，我们只需要求教于经济学家熊彼特就可以了，当然，为此做出过贡献的还有康德拉季耶夫和弗农等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理论既不同于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通过“毁灭性的创造”周期性地向前演进的，因此，周期是不可避免的。每一次周期过去后，人类都将创造出更为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生产组织以及更为完善的产品，从而导致更高的生活水准，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自寻烦恼，去苦苦寻找应对良策，因为周期是不可避免。如果说弗农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产品生命周期，康德拉季耶夫的贡献在于观察到了平均50年为一个周期的产业革命长周期，那么熊彼特的贡献就在于他发现了推动经济周期演变的主导力量，那就是企业家出于本能的创新行为。
　　说到这里，答案已经非常清楚：发生在2008年的危机是一次周期性的危机，而且从周期发生的时间来看，这次危机很可能就是平均50年左右才发生一次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既然如此，把这次危机的责任全部推给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的做法显然是不公正的。同理，面对这样的周期性危机，想要依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摆脱危机走向繁荣也是不现实的。面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归根到底需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所以对于一个理智的国家来说，面对危机的冲击，既不能抛弃和摧毁市场力量，也不能不要政府的干预（救市），但最为重要的是需要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所以，我们在此呼吁全世界的企业家们行动起来，为再造人类福祉而投身于伟大的创新活动中去吧，同时，我们也呼吁全世界的公民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