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凯恩斯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人们通常把持该主张的经济学家称为“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的主要著作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惊世骇俗之处，在于打破了此前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的信条：自由放任、不受干预的市场，能够自动地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
　　从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看不见的手”的经典描述开始，一直到凯恩斯自己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对市场给予精细刻画，200多年来，这个信条日益深入人心，凯恩斯对此也是笃信不疑。
　　问题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让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战栗不已，也让经济学家困惑不解：何以自由运转的市场，突然毫无征兆地变得不灵了？这场危机是正常经济周期的表现，还是一场不自然的、全新的灾难？
　　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前，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过以失业为标志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曾经给予深刻的揭示。但是，这些危机或者仅仅出现在小的、非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偶尔、短暂地发生在一两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同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是人们恐慌的主要原因。
　　何况，那个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成立，而且经济增长速度令人瞠目，与萧杀一片的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强烈反差，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以为资本主义这艘大船行将倾覆，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爆炸。
　　凯恩斯目睹了英国数十年失业率超过10%的窘境，在痛苦中，做出了选择，抛弃了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主张政府运用赤字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增加市场的总需求，以弥补私人部门必然会在一定时候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
　　人们经常把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美国1933－1939年间刺激经济的计划），与凯恩斯的主张联系起来，确实，如本书作者所说，凯恩斯的理论对罗斯福的新政有直接的影响。
　　1929－1933年危机肆虐时，美国的总统是胡佛，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罗斯福1933年第一次就任总统，凯恩斯就在当年11月的《纽约时报》上发表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鼓励其进行大胆实验。罗斯福的新政效果卓著，1933－194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5%。
　　但是，凯恩斯的最大影响不是新政，而是自那时起，政府开始主动地、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生活，财政赤字也成了常态。最近的例子是，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运用财政刺激计划，挽救颓势的经济。这在大萧条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胡佛总统在旧理论的束缚中没能迈开过一步，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走走停停。而奥巴马总统则主动和顺利得多。因为现在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人们意识的一部分，成为政府行动的指南，再也不是那个离经叛道的邪说了。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是经济学中两种并存的思潮。在凯恩斯之后，有众多杰出的经济学家沿着凯恩斯的思路，添砖加瓦，建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厦，最著名的，当属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他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旗手，其《经济学》（1948年第1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机结合，为美国混合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提供理论支撑。
　　当然，有人继续沿着古典经济学的路径发展经济学，最有名的当属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其领袖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旷日持久，是因为当时的美联储过分谨慎，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还有新奥地利学派，据说新奥地利学派的几个学者，准确地预报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时间，他们认为，金融危机不过是经济长周期中的一次正常调整。
　　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经济学，所以能与凯恩斯主义并驾齐驱，甚至有时风头盖过后者，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有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酿成更严重的祸害，即政府失灵。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滞涨，就被普遍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恶果。
　　当然这非凯恩斯之错，凯恩斯不应为自己身后的事情负责，况且凯恩斯当时只是想解决问题，“担当生前事，莫计身后评。”但是，经济社会究竟能否靠自身力量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哲学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存在也是自然的。
　　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市场的作用是基本的，应该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但是，政府的干预也是必要的，因为市场也存在缺陷，比如在提供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以及公平等方面。而本书作者，却是竭力维护凯恩斯主义，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有些偏颇了。
　　现在，金融危机尚未过去，各国依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刺激计划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尽管最后的结果未知。不过，这是为凯恩斯辩护的极好时机，无疑，本书作者抓住了这个机会。

(著名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