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中国大趋势》
2010-08-30   作者:梁捷  来源:文汇报
 

    上世纪80年代,奈斯比特夫妇写出《大趋势》,与《组织的人》作者威廉·怀特、《未来的冲击》的作者托夫勒一道被认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人。《大趋势》在全世界总共售出1400多万册,据说在中国的销量可能高达2000万册,其中多半是盗版。尽管埃森哲公司评选奈斯比特为全球50位管理学大师之一,他自己的定位却是“未来学家”。
    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奈斯比特《大趋势》书中的预测,现在看来可以说没有一条预言错误,这一点很了不起。仔细研究《大趋势》,可以清晰看出他的观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进入信息时代。他用越来越多的信息来证明,整个世界的信息数量正在爆炸,信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点他说对了。
    回顾奈斯比特的简历,也算不上一帆风顺。早在1963年,年轻的奈斯比特就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后又被聘为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但均政绩平平。奈斯比特随后离开政坛,加盟IBM公司。经过几年磨练,他决心下海,自己创办了都市研究公司,时年39岁。
    都市研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其他企业提供宏观的预测报告。奈斯比特逐渐设计出一套“内容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广泛收集各地报纸,每天对这些报纸的内容进行分类编排,建立索引和分析比较。奈斯比特认定,重大的社会变化都应该从地方开始,自下而上,所以通过对城市、乡村变化的研究和分析,就能判断出将来的一些发展趋势。
    这套方法在80年代收到了奇效。当时信息沟通远没有今日那么便捷,但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可在信息社会里,战略资源是信息。信息既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也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环境的认知。
    但是,获取信息归根到底只是人类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世界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对信息的充分利用,更离不开土地、劳动、资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等要素的制约。如果要进一步预测世界发展趋势,就需要对人类社会更深刻的认识。
    在这些更深层、更具体的领域,奈斯比特的“内容分析”方法在科学性、严密性等层面上,与主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上百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比,存在显著差距。而且他的宏观预测也不再百试百灵。比如奈斯比特曾在其近著《亚洲大趋势》中预言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尚未变成现实,短期内似乎也没有明显的趋势。
    而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继续推进自己的预测,不再谈亚洲,而是谈中国,把全球未来的希望都押宝在中国身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内经济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也有政治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很不同,应当用一种新的“北京共识”来取代上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奈斯比特则用自己的分析模式,宏观地总结出“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主要包括: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即解放生产力)、摸着石头过河(即实用主义)、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兼顾的社会体系、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美国的社会发展只可能在一个建立了很长时间的体系内进行。奈斯比特收集大量中国地方媒体的报道后发现,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却在一个由自己创造的全新政治、经济体系下进行。这种发展模式貌似适合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过去在西方经验下总结出来的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经验面前似乎全都失效。也许因为这个,奈斯比特不得不构建出新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以及预测未来,即“八大支柱”理论。
    他认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独特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可以证明,资本主义所谓“历史之终结”,亦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另一段历史也终结了。美国正在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中国一枝独秀,两者高下已判。
    但是,中国领导人远没他那么乐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列举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八大问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等。
    奈斯比特否认自己是预言家,只是按照自己所了解的信息来判断这个世界的未来走向。他希望分析判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新事情中哪些会长久地影响社会。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大趋势》中几乎没有涉及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八大问题”。即使偶尔提到,也只是把它们作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这套支柱理论的重要论据。
    显然奈斯比特不认为这些困难会长久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既然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也在重要报告中提到这些问题,信息一旦沟通,问题大概就能迎刃而解。然而经济学家都坚持,解决问题势必付出代价,越是复杂的问题,越要付出沉重代价。但愿对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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