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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9 作者：徐瑾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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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就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为世人所勾勒的“看不见的手”从“自利”导向“利他”的路径，就此奠定了经济学理性人的基石。1982年，23岁的张维迎还是西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第一次接触《国富论》，从书本上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的信念。28年后，他在《市场的逻辑》一书开篇尤其禁不住疾呼：“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张维迎关于市场的基本逻辑颇为简单明了，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更通俗地讲，利己先利人。
初次接触斯密的两年之后，张维迎写出了两篇论文，一篇关于双轨制，另一篇讨论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这两篇早期论文，隐含了他对于市场信念的两大基石：他甚至简化将其成为一个公式：市场=价格+企业家。之后，张维迎进入国家体改委、获得牛津博士、入主北大光华，声名鹊起的同时，他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也使得“国企冰棍论”、“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北大改革”等言论在等多次舆论交锋中成为众矢之的，几乎成为民间最负骂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对于经济以及中国现实的视角，始终不曾远离价格与企业家这两端，甚至包括他在日后从事的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等等，这成为我们理解张维迎最好的切入点。
说市场，不得不回溯人类的历史。贸易比国家更久远，有贸易自然也有市场，然而受限于技术，市场制度并未为所有国家带来突飞猛进的变化。凯恩斯曾经估算，从公元前2000年到18世纪初的4000年里，人类生活水只发生了一倍多的变化，凯恩斯的看法得到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支持，他认为，在相当长时间内，人类经济模式呈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高度相关的态势，也就是人口规模决定经济规模，同时贫富差差距也没那么明显，公元1500年时候，最富国家的人均GDP只是最穷国家的3倍。
但是，最近两百年却出现了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分离，甚至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已没有什么关系：亚洲（不包括日本）占世界人口54.6%，GDP只占世界的16.4%；而占世界人口18.4%的发达国家，GDP占世界的58.7%。原因何在？张维迎认为是因为不同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制度之路，有些国家率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尽管还有各种细节上的争论，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表明，市场经济是我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最有效手段”。
随着新技术的发现，数次工业革命推动着生产率飞速提升，也使得市场经济模式有了与众不同的表现——最近一百多年，上帝如此垂青市场机制国家，以至于市场经济敌人或者替代方案要么早早出局，要么黯然失色。若张维迎所言，“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它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它可以使一些穷光蛋变成富翁，也可以使富翁变成穷光蛋。”
那为什么还是始终有人在反对市场呢？张维迎列举的几条理由是，首先，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不太喜欢市场经济，当市场经济这种强调机会平等的体制出现对于特权阶层构成挑战；其次则是思维上的无知，缺乏理性思维，理性看市场与直观看市场，感受完全不同。这也是张维迎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当你能享受到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特别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它本身的毛病。”
如果没有意外，中国2010年将取代日本成为第二经济体。对应着安格斯·麦迪森研究，如果经济制度的差别造成人均GDP的差异，那么随着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市场化改革，将可能逆转过去200年里出现的世界范围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之间的背离。麦迪森预测，
2030年中国的GDP可能达到世界总量的23%，同期印度为10%，美国为17%，西欧国家合计13%左右。张维迎更进一步，给出一个大胆预测，未来50年、100年后或许又回归到19世纪之前状态：“即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相当，人口大国也是经济大国，呈现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中预测的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均等化（equalization）。”
这就是所谓亚洲世纪或者中国世纪的到来么?显然是大势所趋，但是预言不会自动实现，张维迎认为，答案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并不容易，需要三个转变:从主要依靠出口推动的增长，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从低成本、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到基于创新、更高附加值式的增长；从企业的自然型增长，到产业整合型增长。归根结底，解铃还需系铃人，张维迎亦认定，上述三大转变进展如何均依赖于中国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国改革三十年，没人能够否认市场机制引入带来的巨大成效，然而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否能推进，并非如同想像中的容易。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历史性的巨大转变是花高价买来的,有人还以为自己买到的是减价货”。我们都是理性人，俱为市场一员，都需要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并非经济学家独力能支，亦非其唯一责任，增长更需要平衡上层与下层日益加大的对立与隔离。
罗马哲人西塞罗所谓“捍卫自由时的极端并不是罪恶，追求正义时的温和并不是美德”，或许，这正对应着张维迎在当前语境下的格格不入、极端出位甚至桀骜不驯。经济学作为伴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应运而生的显学，对自身的期待显然远远超出了学科疆域，而多重转型下的今日中国，独立的学术思考尤其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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